斯維亞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生于1948年，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這兩個國家如今都和俄羅斯關系不好，但阿列克謝耶維奇認為，她的寫作從未離開蘇聯，她是個在蘇聯成長起來的作家。當了幾年記者后，她寫出了第一本書《那時我正要離開村莊》，結果被禁止出版，因為書中太多地批評了蘇聯的戶籍制度：村莊居民不準擅自離開到城市里定居。后來她也不想出版這本書了，因為覺得“太像記者寫的”。在嘗試了各種文學體裁后，她轉向了如今的這種寫作方式，她稱之為“文獻文學”。她的作品讀起來像報告文學，但似乎又有什么地方不一樣，它們太厚重，太沉郁。更準確地說，是口述史。

與許多蘇聯作家不同的是，阿列克謝耶維奇離官方意識形態很遠，似乎從來就對集體、愛國、自由這些大詞匯抱有距離感。即便如此，她對《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也不十分滿意，盡管已經關注了默默受苦的女性群體，已經足夠表現了戰爭的殘酷，她依然覺得這本書與蘇聯軍事文學的正統走得太近，似乎一切的苦難因為衛國戰爭的勝利，都具有了意義。直到《鋅皮娃娃兵》寫成，她才真正成為一個成熟作家。在男性的戰爭文學中，英雄主義、自我犧牲和浪漫情懷占據了大部分的敘事篇幅，即便殘酷性也被少量地展現出來，但不過是前面這些主流價值的佐料。而《鋅皮娃娃兵》完全展現了戰爭的無意義與荒誕，以至于很多當事人無法接受，甚至寫信和打電話來罵她。

阿列克謝耶維奇所寫下的，是親歷大事件的小人物的帶血的歷史。在官方記錄和大眾媒體中，歷史的這些部分都被隱去。書稿面世后，一位在阿富汗領兵六年的將軍也寫了一篇長文指責她過于關注戰爭的負面，而忽視了士兵們的忠誠、剛毅和勇敢。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意外的是許多受訪人無法接受自己的話被寫成書面文字，這似乎把他們的創傷永遠定格了。有些父母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參與了一場殘暴而無意義的戰爭的事實，一次次把阿列克謝耶維奇告上法庭，甚至聲稱不需要她筆下的真實，她們有自己的真實。對于失去孩子的那些父母來說，生活在那種真實中，至少能獲得一點安慰。殘酷是所有人都不愿意面對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采訪完一個士兵后七年再次見到這個人，那時他已不愿提起任何當年的事，還反問女作家：“你那些書有什么用？那些書太可怕了。”

阿列克謝耶維奇說，切爾諾貝利的爆炸是一個令人震顫的、全新的事件，直到今天，我們依然不能完全理解這場災難。她在收集材料的三年間，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自己正在記錄著未來。誰也說不清切爾諾貝利的大爆炸將持續到何時，用物理學的眼光看，有些放射元素的半衰期達到上萬年，在此之前，人們都無法在這片土地上居住。如果說短，可能也足夠短，人們總是善于遺忘。日本核電站的專家告訴阿列克謝耶維奇，日本核電站的每一項技術都極其嚴密和細致，管理人員也從來不會喝得醉醺醺的，悲劇絕對不會重演。結果福島核電站還是發生了不可挽回的事故。她的日本朋友覺得自己受了騙：政府沒有告訴他們全部的真相，只想把他們的情緒安撫住。官員們想的先是自己，其次才是人民，在這一點上，粗枝大葉的蘇聯人和謹小慎微的日本人之間并沒有什么差別。

即使是今天的人們也并不知道，如果未來有一場無法預料的巨大災難，自己將會如何應對。在切爾諾貝利爆炸之前，誰也不可能預見一個完全用于和平建設的科技設施，會造成如此大的破壞。所以和普里皮亞季有關的所有人，他們的反應也許就是未來某些人類面對另一場災難的反應。對于未來的災難，人類被迫能拿出的最后一樣武器，也只有自己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