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懂事開始，就知道像自己這樣嘻嘻哈哈、粗粗拉拉活著的人，這輩子不會有太高的追求和造詣，索性給自己編了一條座右銘：“如果人生實在沒法拓展長度和寬度，那就努力提高它的密度吧。”

“高密度”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說得多，想得多，操心多，瑣事多;也體現在工作上，嘗試多，轉型多，想法多，跟頭多。掐指一算，混跡于電視這個行當，也有十五六年了，我始終愿意把自己定義成一個“小人物”，說起來，也沒啥驚天動地，都是點點滴滴。

最初的記憶

“小人物”最初的記憶，要從剛進湖南衛視說起。

25歲那年，結束了悲催的北漂歲月，懷著很臭的心情，頂著很臭的運氣，接手了湖南衛視一檔很臭的節目，叫《晚間新聞》。

謝滌葵，現在《爸爸去哪兒》的總導演，當時是《晚間新聞》執行制片人。我總是熱情洋溢地請他吃飯，埋單時再說沒帶錢，這哥們兒一直耿耿于懷念叨到現在。幸好他不記仇，還是很支持我。

第一天坐上主播臺，就因為播報汛情時語氣不夠沉重，被領導批評“心中沒有人民群眾”。想創新接地氣說新聞，又因為很多人習慣了字正腔圓的方式，差點兒把觀眾嚇出心臟病，還給準岳父岳母留下個“油嘴滑舌”的印象。

出師不利，四面楚歌。我怎么也沒想到，自己竟然能在這個團隊扎下根來，和兄弟姐妹們一混就是十幾年，混出了感情，混出了理念，混出了志向，混出了小名堂。

2000年，《晚間新聞》走出一條標新立異的路線，在同類節目中收視第一，廣告第一，被稱為“中國最流行電視臺的怪味豆”。朱镕基總理致電湖南省委專門提出表揚，大意是“湖南衛視不錯，《晚間新聞》不錯，主持《晚間新聞》的小伙子不錯”。

因這表揚，臺里給我漲了工資，岳父岳母欣然納我為婿，我的名字還被寫進了廣播學院的教材。驀然回首，值得嘚瑟。

2006年，在《晚間新聞》開播整整八周年之際，遭遇瓶頸，無奈停播。隨后，我又主持了《勇往直前》《智勇大沖關》《大家一起上》等節目，最忙時每周五六檔，但觀眾印象最深的還是《晚間新聞》。

一位大叔，看面相有60多歲，握著我的手激動地說：“銳哥，我是看著你的節目長大的。”汗啊！我該多老啊！

直到在浙江建德古鎮拍《爸爸去哪兒》，依然有人念叨，足可見《晚間新聞》和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

臺下的戲，永遠比臺上的好看

湖南衛視的節目團隊都很有特點。在辦公大樓里溜達一圈，不用看門牌，基本就知道他們是干什么的：低頭沉思，有基層干部范兒，一定是《新聞聯播》的。穿著時尚前衛又嗨又潮，是《快樂大本營》或者《天天向上》的。面部表情憂郁，偏文藝青年氣質，是《我是歌手》音樂團隊的。渾身鄉土氣息，每天無憂無慮傻笑的，基本上就是我們團隊的了。

老實說，在整個湖南衛視都在拼青春、拼娛樂那幾年，我們真心拼不過。首先這一臉褶子就暴露了年齡，不像人家，還“逆生長”;其次天生動作不協調，往舞臺上一站，讓我像幼兒園老師哄小朋友一樣——“耶！你們開心嗎？”——絕對擰巴。

眼看著全臺都在朝“少兒頻道”發展，我們這些“老男人”真心著急。

也曾經做過很多年輕態的嘗試。《好好生活》《全力以赴》《一座為王》《全家一起上》，這些收視率徘徊在第3名到第5名之間的節目。

所以那時的確有些痛苦，經營多年的節目，說沒就沒了;接下來往哪兒走，都有點茫然，忽然有種“對人生無法交代”的迷失感。

即使在最低谷的日子里，我們也不曾丟掉樂天派精神。即使是面對不得不完成的攤派任務，我們也要干點兒和別人不一樣的事，順便從中找些樂子。

記得在《晚間新聞》時，“上頭”交給我們一個任務——報道“送戲下鄉”。選題著實無聊，按常規路數，無非拍拍舞臺上的三流劇團，拍拍村口的大標語，再采訪采訪村支書或村民。很多同行媒體都覺得沒意思，機器一支就跑旁邊聊天去了。

我們把鏡頭反過來，透過舞臺拍觀眾，這下精彩來了。

禿頂的沒牙老大爺，肩扛小孫子來看戲，只顧自己樂得拍巴掌，被小孫子尿了一身也渾然不覺。步履蹣跚的老太太，帶著一只小鴨子，一前一后，搖搖擺擺到處找空隙往臺上瞧，老太太走它也走，老太太停它也停。

在我們眼里，臺下的戲，永遠比臺上的戲好看。

太陽，每天都會照常升起

2009年，在寧夏海原縣一個干旱貧困的小山村拍攝《真情》。

到了寧夏海原土谷村，才知道什么叫絕望。一個生活著20萬人口的地區，四五年沒有下過一滴雨。這意味著四五歲的孩子可能從來沒見過樹，沒見過草，水彩畫里的綠色讓他們吃驚和好奇。

很多孩子幾乎沒見過父母，和爺爺奶奶相依為命。他們的父母大多數在廣東打工，為了省路費，很少回來。村里最困難的那一家，有兩個孩子。哥哥每年趁假期去新疆摘棉花換點生活費，妹妹每年冬天要翻過好多座山頭，摔無數個跟頭，用小背簍背積雪回來，那是一家人的生活用水。

看到這些，心能疼出血來。我掏光了身上的錢和吃的，還想為孩子們做點什么——給他們上堂課吧。

老師聽說“城里來的明星”要講課，很緊張，馬上怯生生地退到教室門口。我信心滿滿地站在黑板前面，寫下幾個詞，用普通話說：“來，同學們跟我讀——小樹苗，下雨了。”

怪了，孩子們交頭接耳，不但不讀，還用一種很疑惑的眼神看著我。

“小樹苗，下雨了。”我再次字正腔圓地帶讀。他們還是愣愣地看著我。

我走到老師身邊小聲問：“這是什么情況？”

這回老師不緊張了，很有把握地從門口走向講臺，拿起小樹棍指著黑板，用寧夏方言大聲讀：“小樹苗，下雨了。”

孩子們挺起胸脯，用地方話喊：“小樹苗，下雨了。”

這位穿著開花的棉大衣、雙腿沾滿泥巴的鄉村教師，此刻臉上綻放出神圣的光彩和自信的光芒。

上課雖然不行，課外還是有優勢的。離開山村的那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把孩子們都叫起來，帶他們爬上村外最高的那座山，等待日出。凌晨的天氣極冷，大家縮成一團，緊緊靠在一起取暖。忽然天邊出現一抹亮色，太陽露出了邊緣。

我沖孩子們喊：“孩子們，雖然大多數時候，生活總讓我們失望，但是大家看太陽，它從來不讓我們失望，每天都會照常升起！”話雖然顯得矯情，但道理總是沒錯。主要是這里連年無雨，太陽確實每天都會出現。

“讓我們對著太陽，大聲說出自己的心愿吧！”

很傻很幼稚的橋段，孩子們卻信以為真。

一個六歲的女孩兒叫馬花，向著遠方喊：“爸爸媽媽，我長大了，我會照顧好奶奶的，你們放心吧！別著急回來！”可是很快又低下頭，流著淚小聲說：“爸爸媽媽，我還是想你們……”

還有一個孩子，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想看看他的書包，他說什么也不肯，死死用胸口抵著課桌。后來我才知道，他沒有書包，書本都放在一個“尿素袋子”里。他對著太陽大喊：“我……我想要個新書包！”

孩子們小小的心愿，讓我這輩子也忘不了。

這些難忘的經歷提醒著我，永遠要美好，永遠要真誠。無論大環境提出怎樣的要求，節目形式怎樣改變，這顆真心，不能變。

每當看到野外那些無人照料的野草，我就會想起這些孩子，也會想起自己。我沒有顯赫家境，長得不帥，沒有天生的幽默機靈，但我生命力還算頑強。

在競爭激烈的電視圈，我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