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我的年過花甲、體弱多病的父親因頂撞“革委會主任”被關押在大隊小黑屋里批斗。當他被人送回家時，已奄奄一息。

本村的老中醫來了，細細診了脈，又配了藥，然后把我拉出門說：“你父親的病可不輕，你們還是想別的辦法吧。”

我無奈地嘆口氣。

幾天里，父親高燒不退，肚子腫大，水米不進。我和母親心急如焚，卻一籌莫展。

街坊鄰里們帶著禮物來瞧父親的絡繹不絕，東街李大娘還帶來一條及重要的消息，說有一種叫“狗寶”的藥能治父親的病。

“什么‘狗寶’？那可是只聽說沒見過的東西啊 ！”我搖搖頭說。

“‘牛黃、狗寶，聞聞嗅嗅病就好’，我也聽老輩人說過，可去哪兒找這種起死回生的妙藥啊 ！”母親也搖著頭說。

李大娘悄聲說：“你不知道，咱村丁老光棍就有。可這人外號叫‘老犟驢’！仗著自己是抗美援朝的殘疾軍人，誰也不怕。他的親朋好友問他求藥也沒有，他說這藥啊，是他心肝寶貝狗的命根子呢！”

救父心切，我硬著頭皮來到丁老漢家。

柵欄門沒有關，此時院里只有一人一狗蹲坐在大槐樹下。丁老漢七十多了，孤身一人。夕陽的余輝落在他臉上，映出像大槐樹皮一樣的溝溝坎坎。此時，正低聲對他的寶貝狗說著悄悄話。

他的寶貝狗是本地土狗，毛色灰黑，只有四只蹄子是白的。狗不但老，而且瘦骨嶙峋，眼神也不活泛，蹲在那里不吃不喝，只是在慢慢吞吐著一塊比乒乓球略小些的東西。

“大爺”我壓低聲音，生怕驚惱他。

沒料到，他沒扭頭看我一眼就說：“我曉得你會來的，我正在給它講你父親的事呢。”

啊？原來是這樣，看來我父親的事在全村已家喻戶曉了。

前些日子，靠“造反”有功而當上大隊革委會主任的李大寬異想天開，命令我們隊社員深翻了四十畝良田，想弄一處“學大寨樣板噸糧田”。他把隊里社員們的細口糧小麥扣下一半做種子。按他的理論：種一粒長一穗，那一穗麥子最差也結兩個籽兒。種一收二，按最保險的估計，每畝種上一千斤麥種，秋收時就成“噸糧田”了！他強迫社員在地里來回搖耬插秧，每畝必須種足一千斤麥粒。社員們對他這種糟蹋糧食、浪費土地的行為敢怒不敢言，只有我父親人犟，挺身而出阻止他的蠻干，因此被扣上“反農業學大寨”的“壞分子”帽子，揪到大隊挨批斗。

“本來這件事該我去阻止他，可讓你父親遭了大罪！我真無臉去看望他。這能救命的藥該給他試試！”丁大爺語氣很重，邊抱怨自己，邊用發顫的手朝狗嘴前放下一塊方白布。狗遲疑了片刻，就乖乖地將那乒乓球大小的東西吐在白方布上，爾后閉上雙眼，眼角擠出兩滴淚。

丁大爺小心翼翼地裹好那東西遞給了我。我雙手抱在了懷里，激動得連句道謝的話也沒說就急急跑回家。

家里，李大娘還沒走。母親和幾個未走的鄉鄰都圍著父親唉聲嘆氣。人們一見我很快取來“狗寶”，個個喜出望外。李大娘用細瓷碗片兒從“狗寶”上面輕輕刮了些白粉末，在白紙上勻成三份。取一份用湯匙給父親灌進口里。然后她又拿起“狗寶”在父親的“太陽”穴上、心口上各擦按了一會兒，然后長舒了口氣說道：“行了，高燒該退了。這二份藥明、后天服用！”她又吩咐我說，“快送還人家！再晚了恐怕那狗……”

我不信這藥能那么靈。上前摸摸父親的額頭，果然不燙了。

當我小心翼翼地捧著“狗寶”來到丁大爺家時，那狗已經斷了氣。丁大爺沙啞著聲音說：“這狗跟我快20年了。它通人性，知善惡。有人說它四蹄帶白是為我穿孝，誰知它竟死在了我前邊！你拿鐵锨幫我在這槐樹下挖個坑吧！”

狗是我埋葬的。月光下，我看見丁大爺在木箱前放了一碗米飯和一塊骨頭。

幾天后，我父親的病徹底痊愈了。

第二年麥收季節，李大寬試種的四十畝“樣板噸糧田”成了一片只有寸把高的黃草坪。令人氣憤的是，他不但無罪反而有功，被市報吹捧為“學大寨大膽改革的好典型”，被提升為公社主任。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撥亂反正”后，李大寬被停職查辦，不久得癌癥死了。父親和丁大爺的身子卻仍硬朗，常在一起談天下棋。丁大爺稟性不改，凡是來向他求“狗寶”的，如果是作惡多端的人，他都當面指出，說：“寶藥對惡人不靈！”如果是善良人，他則慷慨相贈，分文不取。

我記得八四年那一年，丁大爺的“狗寶”用盡了。從那以后，我再也沒見過“狗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