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生前似乎聲譽隆隆，死后備極哀榮，這是人們所見到的一面。實際上，巴金在“黨國”意識形態寡頭的眼中，他就是一枚棋子，只能按體制的路線走路，一旦表現出個性來，就離“棄之若敝屣”不遠了。

巴金哪兒得罪了這個有“中國的蘇斯洛夫”之稱的“意識形態主管”的呢？

原來，巴金在一個座談會上，犯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毛病”，主張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最好是“無為而治”，“多鼓勵，少干涉”，寫作要“表達我自己的意志”；贊成趙丹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出席同一個會議的胡喬木，則大談“有為而治”進行反駁。胡喬木之后又是當面又是寫信批評，勸說巴金放棄這個說法。巴金沒有同意。因此引起胡的不滿，于是有了以上一幕。

這件事是由廣東作家丹晨說出來的，（見《隨筆》雜志2004年底3期《巴金與胡喬木》），丹晨先生在文中不無鄙夷地評論說：“我只是覺得好笑，因為我從未聽說過，諾貝爾獎要征求哪個政府、政黨、官方的意見。真的你以為你是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