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若含楊宙

敬一丹退休受到的關注遠超出她本人的想象。《感動中國》制片人朱波倒是一點不意外，“敬一丹是一個時代的標志，是電視達到巔峰時代的標志。敬大姐退休是歲數的原因，但是大家解讀的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她之后的名主持再想達到這樣的高度、電視臺想達到這樣的高度，很難了。”

分寸與方圓

5月敬一丹在空中飛來飛去。原因之一是她在4月底從央視退休，二是她出了新書《我遇到你》。

回顧過去，敬一丹總撞上時代潮流。電臺最火時，她在黑龍江廣播電臺當廣播員；33歲，也就是1988年，她進了央視，然后和電視一起步入黃金時代。她并非熱愛改變，而是感興趣的事少，一旦有她就會抓住。

兩年工農兵大學滿足不了學習欲，她去考研，3次才考上。留在中國傳媒大學教書是人們想象她會做的事。直到她看到了一張課程表：哎，星期三上午干嘛都被安排好了，沒有驚喜。

央視開始重視采編，她從記者干起，《一丹話題》是中國首個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欄目。38歲的敬一丹敏感，也沒模板可循，“最想說什么就說什么”。1995年，央視新聞評論部主任孫玉勝邀她去新聞評論部的新欄目《焦點訪談》。

彼時新聞評論部聚集了陳虻、時間、白巖松、崔永元等一批想用新聞改變社會的熱血新聞人。《焦點訪談》學習美國的《新聞60分》，實行記者主持人制度。欄目提倡短兵相接、立竿見影，敬一丹的性情就顯得“太溫了”。她試做一個“假種子”事件，湖北出現了假種子，憤怒的農民把糧庫砸了一個大窟窿，誤了農時。敬一丹很憤怒，但她一看，縣長和書記都在一線緊急處置。她把后面領導處置的鏡頭也放進去了，“這才是全部。”還用了《谷雨話種子》這個詩意的標題。

當年“四大提刀”之一、《焦點訪談》記者陳耀文說，敬一丹從不像他一樣大刀闊斧地追著人滿院子跑。除了不端著，她還有些敬畏心，“略微地仰視蒼生”。“她永遠在我們掄圓了胳膊要曝光時，評論已經寫有余地。她知道事情的責任不是一個人的。”

文化批評學者戴錦華分析《焦點訪談》，“我們必須重視中央臺的重點欄目所包含‘權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權力’問題。”

打一開始敬一丹似乎就在克制“作為權力的媒介”。這似乎更多跟她性格里的自我控制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謙卑有關。作為評論部最沒激情的人，她對世界施加影響的欲望并不算強，甚至一度被丈夫評價為“自視過低”。

《焦點訪談》最火時她眉頭皺得最多。我問她，被百姓當作青天，會覺得擔當不起嗎？“我太有了。”她斬釘截鐵。好幾次她下班走到樓里頭（當時還在科技信息研究所辦公），一男子“撲通”就給她跪下了。1998年她一邊簽售《聲音》，一邊收各種申訴，對方緊張、收縮雙臂，頭低低的，一手遞書、一手掏出一張紙說，敬老師這個給你。申訴書一般都被擱在信封里。

“我特別受不了跪，很難受。我擔當不起啊。《焦點訪談》就是特殊時期的一個模式，這已經超出了一個欄目的承受和期待。”

《聲音》那本書是敬一丹給所有人回復的一封信。心太累了，再不寫書她憋得慌。《聲音》編輯李玉強當時說，敬一丹是承受托付最多的一個記者。

隱痛

陳耀文從未見過像敬一丹這樣的人——沒有任何人會說她一點不是，而她也不說任何人的不是。他說敬一丹是“圓的”，“任何時候都能穩定處事，什么場合都能拿得出手，跟孩子聊天沒問題，跟中央領導談沒問題，有鋒芒的人也不會像瘋狗一樣去咬她。”

也有人認為敬一丹溫和有余，批評不夠狠，缺乏立場。余偉利并不認同，“不是說她都往好的方向去說，而是她說得更加平衡和在理。”余偉利舉例，2010年的《焦點訪談》已經像個理智的中年人了，當時全國拆遷案高發，節目做了一期《我的房子怎么說拆就拆》，敬一丹和節目組商量，希望在評論中提到滯后的法律法規，促進城市房屋拆遷有關條例的修改。“是她少有的風格，非常犀利，帶點惡狠狠的評論。”

雖然跟白巖松、崔永元的表達方式不同，余偉利認為敬一丹秉持著新聞評論部的共同理念——用建設者的態度讓社會更好。敬一丹的加入，讓《焦點訪談》多了“人文關懷”以及“對弱者的關注”。

像敬一丹說的，別人是“刺痛”，她選擇“隱痛”。

她的立場和看法，似乎總是被一種微妙的口吻所包裹。在《我遇到你》新書發布會上，一位記者問，她怎么看崔永元在美國涉及敏感內容的演講視頻，敬一丹回答，“我點贊了，我對臺上兄弟評價很難做到完全客觀，我承認我不客觀，哪怕很多人說這話說得有點過了。”朱波覺得這就是敬一丹的立場，“她是有是非的和價值觀的，但你從她的話挑不出毛病來，這是她的高明。她說話太微妙了。”

分寸感很可能是敬一丹最明顯的人格特質。她從沒有嚎啕大哭的時候，極其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一旦偶爾失控，她會陷入強烈自責。但她的喜怒哀樂并非深藏不露。可想而知，她給人留下的印象大多與穩重、堅韌、可靠有關。她自然也圓融，能處理自身所處的復雜環境。總體而言，她更接近一位中庸之道的踐行者。

在崔永元看來，敬一丹的這些氣質正跟《焦點訪談》相互吻合。“這個平臺需要有公信力，需要你理智、客觀、公正，而不是情緒大起大落，對這個厭惡，那個不屑。因為你無法證明你的這次報道就是無懈可擊的。新聞調查類的節目，主持人如果沒有公信力，會嚴重傷害到這個節目。”

一夜長大

方宏進認為，敬一丹后來去了《感動中國》，“人文關懷的形象更適合她。”她依然是克制的。在那個幾乎所有觀眾都在抹淚的舞臺，她很少落淚。平時她眼窩子特別淺，每次片子一出來，大家會開玩笑，大姐都沒掉淚，這片子肯定不行。往往一開口，她有哽咽，但還是沒哭。2003年《感動中國》頒獎給衡陽特大火災中犧牲的20位官兵，臺上站著惟一幸存的18歲男孩，他身后的屏幕上是巨幅的消防官兵群照。他正要側過頭去，敬一丹說，我想你不用回頭也能想起他們。

“她一定知道，孩子一回頭，眼淚就會下來，但她的職業操守也好，價值觀也好，她不愿意這么做。”朱波說，“做片子的人都知道把握觀眾的情緒，有時就拍大腿：哎，大姐你再往前走一步嘛！但她就會節制。”

她甚少抱怨或憤怒。追溯起來，敬一丹是“文革”時期長久地被訓練為一個克制高手。很難說童年對一個人的性格有多大解釋力，敬一丹自己也說不清命運的前因后果，但13歲的那個夜晚無疑開啟了她人生重要的序列。

那年她成了“小大人”。因為“文革”，身為公安的爸媽去了干校，姐姐在生產建設兵團。5年時光，她想起來全是白茫茫的冬天。整個院子里，除了留下來幾個被認可的干部，就是老人和孩子。天氣太冷，布票又沒了，男孩女孩一天天長大，原來的棉毛褲都穿不上了。她翻箱倒柜地看，發現一條媽媽留下的棉毛褲，上面很多個洞。她決定把它補上。她做的針線活特好，能做棉衣棉褲、縫手套、納鞋底。夜里所有人睡了，她從4樓的窗口往外看，沒人家有燈，萬籟俱寂。大概到了零時，終于補好了，一試，褲腿怎么變得那么瘦，根本穿不進去。因為棉毛褲是針織的，補丁沒有彈力，直接就繃在那里拉不開。13歲的女孩真想哭，但她忍住了，13歲的女孩知道，哭了還會把弟弟弄醒。哭，有什么用呢？

物質緊缺，她的克制能力日益精進。有段時間母親的工資停掉了，女孩憂慮著父親的工資也會停掉，美妙的洗頭膏商店已經有賣了，但女孩想著，明天沒錢了怎么辦？明天市場上沒有賣了怎么辦？我依賴上了怎么辦？想來敬一丹就沒有上癮的對象，包括各種玩、游戲。車子開了十幾年了還是那輛紅色沃爾沃。她自問，我要是不開車了，騎自行車、走路可以嗎？可以。很難想象，因“溫和且強大”受到贊譽的敬一丹，說她內心有“不安全感”。

我所遇到的，不希望誰再遇到

敬一丹的面孔是雙面的。新書《我遇到你》的封面照上，她眉頭緊鎖、表情凝重；翻開扉頁，她笑容明媚，好像日歷上的幸福女性。而敬一丹好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俞虹覺得，這兩個，都是敬一丹。

天性開朗，出生在平和、秩序、相親相愛家庭的敬一丹，也是在“文革”期間，一天就學會皺眉了。

毫無疑問這件事在敬一丹性情中烙下了一絲沉重。“好像后來我會為一件事情快樂，但不會長時間在快樂中。那種熱熱鬧鬧的聚會，我待不久。”

長期關注弱勢群體源于敬一丹對痛苦的敏感，而這種敏感源自她本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盡管當時她還不知道這個詞匯）。“我對苦難，不被注意的、被心靈傷害的小人物特別在意，哪怕別人眼神里有一點點不公正，我就特別在意，我就不會做一個賞心悅目的節目。”她喉嚨哽咽，“我所遇到的，我不希望誰再遇到。”

作為媒體人，也作為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敬一丹這些年始終關注留守兒童。她說自己曾經就是留守兒童。敬一丹毫不掩飾自己的恐懼，仿佛恐懼是生出力量的根基，就像朋友們對她的形容：敬一丹是柔的，又是剛的。

文革時期她給媽媽寫的信的原稿都還在家里，其中一封能把全家人看得淚流滿面。一個除夕夜，沒電視，所有人睡了。敬一丹給媽媽寫信，“媽媽，今天是年三十兒，我們很高興，媽媽你高興嗎……姥爺做了餃子，我們沒有幫忙，他可能生氣了……我們很高興，媽媽你高興嗎？”“媽媽你高興嗎？這樣的話，我前前后后說了四五次。”

有限感

你覺得自己有什么缺點？

“過于保守吧。”敬一丹沒有遲疑。

相比無力感，她更樂于用“有限感”形容自己的角色。她從沒把自己想象成女斗士。

長久以來她就與狂熱和激進保持距離。

2002年，新聞評論部召開以《東方紅時空》為主題的內部年會。在那場晚會上，敬一丹、康平穿上六五式舊軍裝，腔調是播音腔，臺詞勁爆。敬一丹說，“歷史的經驗又一次告訴我們，春從來不是叫出來的，春那是真刀真槍干出來的。”

崔永元也對那年年會印象深刻，一本正經朗誦的敬一丹還笑場了，然后全場哄堂大笑。“敬大姐都笑場，這太好玩了。”平時崔永元、白巖松、水均益口口聲聲叫她“敬大姐”，“大姐嘛，誰敢跟自己大姐開玩笑，瞎胡鬧。”崔永元說。

今天人們更喜歡那種說漂亮話、個性突出的人，敬一丹在年輕人看來也許過于四平八穩，有些無趣，但她絕非平庸之人。她身上看似缺乏變化，但這種“定”在崔永元看來很可貴。“有些前衛就是潮流，來無影去無蹤，人其實需要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