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學當了3個多月的訪問學者。肯尼迪學院為我安排的住處就在查爾斯河邊上，每當日落時，我都會一個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緩，岸邊的亂石都沒有經過修飾，河上的石橋一點也不起眼。300多年來，那里的風景應該都沒有太大的變化。我每次走到那里，總會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想法。我在想，這條河邊、這些橋上，曾經走過34位諾貝爾獎得主、7位美國總統，他們注視這些風景的時候都不過30歲，那一刻，他們心里到底在憧憬著什么？

我還常常想起那個影響我走上職業記者道路的美國人。1908年，正在哈佛讀二年級的沃爾特·李普曼就住在查爾斯河畔的某一座學生公寓。一個春天的早晨，他忽然聽到有人敲房門。他打開門，發現一位銀須白發的老者正微笑著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告訴你我是多么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我是在18歲時的某個秋夜，在復旦大學的圖書館里讀羅納德·斯蒂爾那本厚厚的《李普曼傳》時遇到這個細節的。那天夜晚，一顆夢想的種子，不經意間掉進了我尚未翻耕過的心田中。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覺中。我幻想能夠像李普曼那樣知識淵博，所以我在大學圖書館里“住”了4年。我的讀書方法是最傻的那種，就是按書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書讀下去。我幻想成為一名李普曼式的記者，在一個動蕩轉型的大時代，用自己的思考傳遞最理性的聲音。我進入了中國最大的通訊社，在6年時間里我幾乎跑遍中國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像李普曼那樣勤奮。他寫了36年的專欄，一生寫下4000篇文章，單是這兩個數字就讓人肅然起敬。我也在報紙上開了自己的專欄，并逼著自己每年寫一本書。我還幻想像李普曼那樣名滿天下。他讀大學的時候就被同學戲稱是“未來的美國總統”。26歲那年，正在辦《新共和》雜志的他碰到羅斯福總統，總統笑著說：“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30歲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難拒絕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個行業中，必定會有這么一到兩個讓你想想就很興奮的大師級人物，他們遠遠地走在前面，背影縹緲而偉岸，讓懵懵懂懂的后來者不乏追隨的勇氣和夢想。

當然，我沒有成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將終生不會。

我沒有辦法擺脫自己的膽怯和生活的壓迫。我躲在一個風景優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娶妻生子，我把職業當成謀生和變得富足的手段。我讓自己成為一個“財經作家”，在看上去輿論風險并不太大的商業圈里揮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的一句話常常被我用來自我安慰：“我們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這些年來，我偶爾回頭翻看李普曼的文字時會坐立不安。這個才華橫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譯成中文的卻只有一本薄薄的《公眾輿論》，這是他32歲時的作品。在這本冊子中，他論證了“公眾輿論”的脆弱、搖擺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現代社會的復雜使得一般人難以對它清楚地把握。現代人一般從事某種單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計，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深度關切他們生活的世界。他們很少認真涉入公眾事務討論。他們往往憑印象、憑成見、憑常識來形成意見。正因如此，社會需要傳媒和一些精英分子來梳理時政，來抵抗政治力量對公眾盲視的利用。這些聲音聽起來由陌生到熟悉，漸漸地越來越刺耳。

盡管遙不可及，但這個人讓我終生無法忘記。我常常會很認真地思考這個國家的走向與這一代人的使命，這或許是李普曼留給我們這些人的最后一點“遺產”。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對大歷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當物質的繁榮到達一定階段，貧富的落差足以讓社會轉入另外一種演變形態的時候，我們是否已經儲備了足夠的人才和理論去應對一切的挑戰？我們對思想的鄙視、對文化的漠然、對反省精神的抗拒，將在什么時候受到懲罰？對于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個人來講，這都是一些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

這些年來，我把自己的時間大半都投入中國企業史的梳理和寫作中，我想在這個極其龐雜卻并不遼闊的課題里尋找一些答案。我想靜下心來做一點事，為后來者的反思和清算預留一些略成體系的素材。我還企圖證明，這個社會的很多密碼或潛流可能會淹沒在中國經濟和公司成長的長河中。

我倒是做過一件與李普曼最接近的事情。

2005年，我在一次版權交易中偶爾得悉，我當年在大學時讀過的那本《李普曼傳》，并沒有得到作者羅納德·斯蒂爾的授權，是一本盜版書。于是，我設法找到了翻譯者，竟又得知斯蒂爾還活著，隱居在美國西部的一個小鎮上。我通過電子郵件聯系上他，斯蒂爾對當年的盜版行為非常惱怒，得知我想得到授權，先是表示不信任，后又委派華人朋友到上海面談確認。經歷3年時間，到2008年11月，我終于購得中文版權，并出版了最新版的《李普曼傳》。此事幾經周折，結局卻得償所愿——我終于用自己的方式，向李普曼致敬。

“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20多年來，時光讓無數夢想破碎，讓很多河流改道，讓數不清的青春流離失所，卻只有它還在星空下微弱地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