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總在奔赴下一個戰場的路上

科爾文曾經是耶魯大學英語文學專業的高材生。大四那年，她參加了一場研討會，討論的是著名記者約翰·赫西關于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后情況的報道，這部美國20世紀新聞界的巔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爾文。赫西是她職業生涯中的第一位導師。他使她想去報道真實的事情，也讓她相信，這些報道能夠改變世界。后來，她加入英國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并在那里結識了一支駐外記者的精英團隊。每當看到他們從國外戰場上發回的稿件，她都熱血沸騰、躍躍欲試。于是，她申請去做戰地記者。在她的筆下，炮彈不僅是一個名詞，傷亡也不僅是一個數字，它們意味著燒毀的房屋、殘缺的肢體、抱著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閃而過的驚恐。她說：“我注重的是戰爭中的人性。它讓處于和平環境的人們也不覺得遙遠和陌生。”

很少有人像她一樣數十年做戰地報道。廢墟、死亡、綁架和白蘭地替代了同齡人應有的平常生活。而相對于其他戰地記者來說，她是戰地最資深最長壽的大姐大。她曾和卡扎菲、阿拉法特談笑風生，也曾在黎巴嫩內戰中報道貝魯特南郊難民營里的大屠殺。隨后她的報道范圍擴大到世界所有戰火紛飛的地區，車臣、科索沃、塞拉利昂、津巴布韋、斯里蘭卡以及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

2001年，科爾文在斯里蘭卡報道戰事時遭到了政府軍的攻擊。最終，她撿回一條命，但左眼永久失明。她系上一條黑色眼罩，奔赴下一個戰場。死亡這么囂張地逼近她，她能借以抗衡的，只有信念。“要相信，當你在國外的戰場上出生入死時，很多人正等著看你的報道。要相信他們在關心戰爭中的不幸，并在試圖阻止它。”

她說，盡管手機互聯網讓世界的絕大多數地方變得更為透明，但一般人還不能像參觀馬戲團一樣去戰區做報道，再傳上互聯網。所以，要了解戰場所在地的真相，就必須有記者冒著挨槍子兒的風險去實地調查。

最艱難一役

如果沒有戰火，從黎巴嫩邊境到霍姆斯的鄉間道路會是一派田園風光。車輛穿行在縱橫交錯的田野，路旁的柏樹和白楊整齊成行。蜿蜒穿過果園，滿目盡是杏樹和蘋果樹。但戰火改變了一切。

出發去敘利亞之前，科爾文也曾與朋友說，希望早去早回。

有近三十年的戰地經驗，科爾文對流彈與迫擊炮彈落下的巨響早已習以為常，也許她并沒有想到敘利亞的情況會超乎想象。在進入敘利亞的兩個星期，她發表了兩篇文章，第一篇的標題是《炮彈如雨》，第二篇是《我們被大屠殺的恐懼所包圍》。

在最后一篇報道的開頭，她寫道：這是一座饑寒交迫的城市，炮彈爆炸聲和陣陣槍聲在上空回響。通信中斷，電力被切。在他們的記憶中，最寒冷的冬天可以用柴油錫爐取暖，但沒幾家人有柴油了。凍雨滴滿坑洼處，雪飄進玻璃盡失的窗戶。商店全都緊閉，親朋四鄰相互接濟，但家中所剩無幾。死傷者多是冒險出去覓食的人。

科爾文總是從人道主義的視角報道戰爭對平民造成的傷害、恐懼和痛苦。她和那些住在酒店出去轉一圈就回去的記者不同，她會和當地人同吃同住，以獲取最深的細節。

沒有科爾文和其他少數的戰地記者發回的報道，在倫敦、華盛頓及紐約聯合國大樓辦公室的官員們就沒法確切地知道什么樣的災難正在上演。

敘利亞之行，是56歲的科爾文26年戰地報道生涯中最兇險的一役。

為避免成為攻擊目標，科爾文乘坐的車輛只能在鄉間小路顛簸，骨頭都要被震得散架了。

反對派武裝在控制區域設立了檢查站。寒冷的冬夜，有人聚集在檢查站邊的篝火旁，虎視眈眈地盯著任何形跡可疑的車輛。

科爾文在黑暗中攀越墻壁，鉆過布滿泥濘的戰壕，終于在凌晨抵達黑漆漆的城市。這位外國記者的到來，受到一群人的歡迎。他們渴望外國記者向全世界披露這座城市的苦難，期待國際社會不再作壁上觀。科爾文被簇擁著登上一輛敞篷卡車，開著大燈，疾馳而去。

敘利亞軍隊發現了他們，隨即用機槍猛烈開火，他們趕緊開進一座廢棄的建筑物隱蔽起來。到了白天，科爾文看到，這里幾乎每一棟建筑都傷痕累累，炮彈像暴風雨一樣刮過每條街道。

科爾文也很快見識了前所未見的危險，她生前的一段錄音描述了當時霍姆斯的狀況：“敘利亞人不準任何人離開，如果有人出現在街道上，他們不是被流彈所傷就是被子彈擊中，到處都是狙擊手。讓人心寒的是，這些狙擊手毫無同情一心，他們肆無忌憚地襲擊民房，令人震驚。”

兩個星期的無情炮擊令這座城市搖搖欲墜。每個人的嘴邊都掛著一個疑問：“世界為什么拋棄我們?”

“這座城市就是一幕巨大的人間悲劇，居民生活在恐怖中。”2月19日，科爾文從霍姆斯發出的第一篇報道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報》，未料卻成絕筆。

2月21日，在遇難前幾小時，科爾文在一棟被炮彈削掉頂層的建筑物內，應約分別與BBC、CNN的新聞節目電話連線。她在BBC節目中說，當天看到一個嬰兒死去。“太可怕了，這個嬰兒才兩歲，脫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彈片擊中他的左胸。醫生什么也做不了，嬰兒的肚一子一直在起伏著，直到死去。”

當天，科爾文更新了她的Facebook：“很無助，天氣也很冷，但我會繼續發出報道。”

真相的代價

美國東部時間2月22日凌晨5時，紐約州長島一棟樓房里的電話鈴突然響起。時間這么早，居住在這里的科爾文的母親深感大事不妙。26年來，女兒總是出現在最可怕的地方，老太太不免擔驚受怕。

2月22日，科爾文本應離開敘利亞，報社總編以敘利亞形勢太過兇險為由，要求她立即撤離。但科爾文還是留了下來，因為她正在做一篇重要報道。

母親深知女兒的執著：“如果一你認識我的女兒，就知道，勸她遠離戰場只是白費口舌。她如此堅定不移，對自己的采訪充滿熱忱，這是她的生命。”

自2001年報道斯里蘭卡內戰失去左眼之后，科爾文一直戴著黑色眼罩。不少老同行離開了戰地記者的圈子，不再奔走于第一線，科爾文卻不知疲倦，成為同代人中最杰出的戰地記者。

許久以前，科爾文曾遠離一線，在《星期日泰晤士報》國際部辦公桌后面待了幾年。那段時間，她幾乎無聊死了。不久后，科爾文又登上飛機，奔赴下一個危險之地。

當朋友或同行帶著家人出游或度假時，科爾文作出了自己的選擇——投身到戰地記者事業中去，其他諸如健康、家庭、個人生活的一切，統統排在第二位。她有過三次婚姻，卻都以失敗告終，也從未生兒育女。

從戰場歸來的她發現自己已經不適應“和平年代”，因為生活安靜得讓她發慌。她回憶說，“在經歷了戰爭、炮火和逃亡以后，我真的很難跟別人談論什么住房抵押或內衣的流行款式。”“得獎也讓我焦躁不安，我始終有一種負罪感，感覺自己是從戰爭中受益的人。我們把那些人身上發生過的可怕故事榨取出來，然后就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她因此曾產生一種負罪感。

“戰地報道本質上和從前一樣，總有人要去那里，看看發生了什么。”科爾文在2010年的一次演講中稱，“如果你不親臨那個人們被子彈射中的地方，那個有人向你開槍的地方，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消息。”

“我們總是問自己為這樣的報道付出的風險是否值得，以及如何區分勇敢與魯莽。”科爾文在演講中說。她的答案是值得，哪怕她為此付出了左眼，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