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清華大學的同學，不過，他比她高了3屆，他念的是西洋文學，她讀的是法律系。按說兩人的人生軌跡是很難重疊的，但它們到底還是交會了。

還是在她念貝滿高中時，即1931年，清華大學大禮堂里由學生演出易卜生話劇《娜拉》，從小熱愛戲劇表演藝術的他拉了同學一起去看演出，由此她認識了出演娜拉的她。她那大家閨秀的氣質，秀美端莊的儀容，還有那不俗清雅的談吐，讓他心生愛慕之意。

兩年后的春天，清華大學一年一度的校慶戲劇照例又開始排演，劇目由學生定為英國高爾斯華綏的話劇《最前的與最后的》。劇本是由他譯出的，全劇只有3位人物——哥哥、弟弟、女孩。他提議說，孫毓棠演哥哥，他演弟弟，妹妹一角就為她準備著。因為此時她不再是高中生了，已考入清華大學法律系。

排練地點在清華2號院91號他的宿舍里，前后約有1個月時間。每次排完戲，他都積極陪送她回到新南院女生宿舍。話劇公演后，轟動清華園，他和她一時都成了清華園的名人。在他看來，“同聲好相應，同氣好相求”，于是便更為熱烈地對她開展追求。然而，心地單純的她認為，剛剛進入大學是不應該談情說愛的，應把精力放在學業上。再說，面對這份火熱的愛情，年少的她還有些手足無措，她開始躲避他。

他終于被這長大的思念壓得全然承受不住了，整日傷心欲碎，在她的宿舍外癡癡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連風雨浸透了他的衣服也渾然不覺，他終于病倒了。她去見了他，僅僅10天未見卻如隔了10秋，四目對視，一時凝噎。

愛情是一首詩，即便普通的日子，也會讀出鏗鏘的韻律來。這年的6月初，已畢業的他未回天津的家，她也未回到南京爸媽身邊，兩人整天泡在清華園。清華園的暑期是靜謐的，于他們而言正是愛與創作的天堂。于是西洋文學系閱覽大廳東北一隅的長桌一端，兩人相對而坐，他埋頭創作劇本，每寫一部分，她就用工整絹秀的字跡謄出。8月初劇本初稿完成，這個劇本就是比詩更美、堪稱20世紀中國話劇第一經典劇目的《雷雨》，此時他年僅23歲。

她就是鄭秀，他就是萬家寶，即曹禺。

世事巨變，人生無常。1948年底，鄭秀之父、國民黨政府最高檢察院總檢察長鄭烈，得到了國民黨當局讓他到臺灣的通知。他為女兒及兩位外孫女買好了飛機票，前后4次動員鄭秀和他一起飛往臺灣。對鄭秀來說，父親與丈夫哪一頭都難以割舍，不過她還是決定留在丈夫身邊。父親清楚這一去，便極有可能成為永訣，于是他喊著女兒的小名：“穎如，難道你忍心拋下父親嗎？”聽到父親無奈的啼喚，鄭秀心中無比酸楚：“爸，女兒不孝，不能跟您走。”

世事詭譎，你所愛的人并不一定能與你長相廝守。1951年，鄭秀經歷了一生中最痛苦的離婚過程，她說：“過去我愛家寶，嫁給了他，現在我還是愛他。為了讓家寶靜下心來安心創作，我同意離婚，我希望他幸福。”從此，鄭秀獨守空房。

1966年6月，“文革”的局勢越來越緊張。這年冬天，曹禺被造反派指派，每天早晨打掃北京人藝宿舍史家胡同附近地面。掃過一陣，他一抬頭，只見對面不遠拐角處，好像有人一動不動地在看自己。會是誰呢？為什么要站在那兒？

第2天，曹禺起身更早，那模糊的人影居然又出現。終于，曹禺看清那是鄭秀。多年來，鄭秀一直住在史家胡同附近的那幢老宅，距離人藝宿舍只需拐幾個彎。離婚后，她出來任教，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任京郊聾啞學校校長，后任燈市口十二女中英文教員。當得知曹禺每天清晨得上史家胡同掃大街后，她十分痛心，和他離婚原本是讓他能安心寫作，可如今他只能拿著掃把在地上劃拉清風。傷心的她覺得這個時候應該出現在他身邊，于是，她每天默默去陪曹禺。

形勢險惡，女兒萬黛、萬昭不得不提前做一些準備，她們先把數百張照片用肥皂水搗爛倒進地溝里，然后燒掉信件。這百余封信件以及幾百張照片，多少年來鄭秀一直都隨身帶著，南京大屠殺前夕，鄭秀扔下了所有的財物，就只帶著丈夫的這箱照片和書信。當女兒們說服她要毀掉這些她視為生命的東西時，她說不出任何話來。在女兒們一人背著一大包照片信函出門時，鄭秀只是慌亂地跟在后面。女兒們走遠了，她終于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因為在她心中，那些照片和信是她的青春，是她的愛，是她的精神支柱。

1989年8月，鄭秀病逝。臨終前，她提出要見曹禺，但終未得見，她萬分眷戀地呼喚“家寶！家寶！”悲情離世。此時，曹禺重病住院，無法前往吊唁，囑咐女兒買一只花籃，恭恭敬敬地放在鄭秀靈前。無論在你身邊，還是不能與你相守，一生只掛念著你一人，這是一種犧牲，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一份沒齒無怨的大寫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