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至莊真正獨立地進行經濟學研究，是從尋找博士論文題目開始的，他感慨地說，這一過程非常不容易。事實上，不止他一人有類似的經驗。找一個合適的博士論文題目往往比寫作過程更困難，因為題目太大可能無法駕馭，但題目太小又難出新意，它既要考人的判斷力，而又與運氣有關。

但鄒至莊這樣折騰一年，決非白白浪費，他得到了很多無形的訓練。從寫博士論文開始，他就形成了這么一個研究進程：先花時間把有關的經濟理論弄清楚，然后再接觸實際的數據資料，之后研究成果就會水到渠成地出來。他最后終于找到了一個合適的題目，那就是研究美國的汽車需求，因為他曾修讀過“消費需求理論與計量”，對有關的理論相當熟悉，而且自己也很有興趣，所以就選擇了汽車這種耐用品作為研究對象。

鄒至莊最終在1955年完成了《美國汽車需求》，并在兩年后（1957年）出版。圍繞他的這篇博士論文，曾發生過不少有益的爭論。芝加哥學派的學術作風向來以強悍著稱，研討會上的爭辯更是從來不留情面，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是鄒至莊的指導老師之一，他為人比較頑固，他們兩人辯論的時候簡直就跟吵架沒兩樣。弗里德曼直嚷：“不對！不對！”但事后他又對鄒至莊說：“要是你寫的東西沒有價值，我不會和你吵；正因為你寫得好，我才和你吵。”看來，能跟弗里德曼大吵一場也是要有資格才行的。

1960年，鄒至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檢驗兩條線性回歸方程式的系數是否相同》，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鄒氏檢驗”（Chowtest），鄒至莊由此在經濟學界聲譽鵲起。

對于如何做學問，鄒至莊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覺得，只要每天有三四個小時頭腦清醒全力以赴地思考問題，就夠了；即使是富于獨創性的問題，有五個小時也可以了。至于思考什么問題，可以在每天起床時先考慮一下。如果對一個問題，每天都能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日積月累起來，幾個月后，問題就能迎刃而解。而對大的研究方向，鄒至莊則覺得應以興趣為主，機會為輔。如果沒有興趣，研究一定做不好。但如果光有興趣，沒有機會，也難以成事。

不過總的來說，鄒至莊認為，興趣是最重要的，因為他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驗。曾有兩家電腦公司為權益紛爭而訴諸法院，請他和斯蒂格勒代表其中一家公司提供證詞。這是份報酬非常優厚的差事，因為他代表公司去加州準備出庭，自出門那一刻開始計算，包括乘飛機、住宿旅館的時間都算在里面，付給他們200美元的時薪，就是晚上在家里閱讀有關文件、書籍也同樣計費。但干到后來他深感厭倦，覺得就學術研究而言，這件事實在沒有什么價值，所以也就不想賺這錢了。官司前后持續了一年，結束的時候，他大有如釋重負之感。

鄒至莊在促進中國與美國經濟學界交流方面也有重要貢獻：1984年的微觀經濟學暑期班結束后，他到華東一帶旅游，其間，他寫信給當時的高教司副司長兼北大教授夏自強、王復孫、王澤農三人，表示愿意與教育部合作，選派優秀的中國學生留學美國攻讀經濟學。鄒至莊回到美國一個星期后，教育部回復接受他的建議，于是在1984年底就開始了第一批留美學生的考試。第一批參試者有一百六十多人，其中63人經鄒至莊安排出國，1985年開始正式派遣出國。自此至1988年的四年里，鄒至莊一直都在幫助中國學生到美國攻讀經濟學。

但后來，鄒至莊發現，經他選派出國的留學生，有95％之多，最終留在美國沒有回去。同鄒至莊一樣熱心于幫助中國學生赴美學物理學的李政道，在遇到同樣的情況后十分不滿。但鄒至莊卻有與李政道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選派學生出國留學，無論如何都是件好事：首先，人們為爭取出國，積極投入到經濟學的學習之中，因此使經濟學在中國大陸得以迅速發展，僅僅是這一點，就已使中國的經濟學界受益不盡。其次，他覺得栽培留學生的目的，不應只將目光狹隘地局限在中國，而應看作是為世界培養人才。

這些留學生不管最終留在美國還是中國，不管是教書育人還是從事學術研究，總還是有益的。最后，留學生雖然留在美國，并不等于他們就不肯或不能為中國服務，有時短期回國講學，或利用在國外的便利，協助國內的學者到國外訪問，及籌集國內學術活動所需之經費等等，都一樣是為中國的發展作出貢獻。有了這樣的想法，再加上鄒至莊是一個身體力行的自由學者，堅信自由是個人進行抉擇時所需遵循的最重要原則，因此，他不像李政道以及在國內協助學生出國的教育部官員那樣，竭力說服留學生回國。如果有留學生去問他這方面的問題，他一定從學生的角度出發來作長遠的考慮，以學生本人的效用最大化為原則。鄒至莊提出，只要中國內部的經濟及其他環境改善，即使是外國學者也會不請自來，更不必說有著濃厚的報效國家的道德情結的中國人了。這大約也是一種經濟學的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