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紅衛兵的毆打、凌辱，傅雷與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的家中雙雙自盡。自盡前，傅雷寫下遺書，將存款贈予保姆周菊娣，作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費，還在一個小信封里裝入53.50元，寫明是他們夫妻的火葬費。他們還將棉被鋪在地上，使尸體倒地時發出的聲響，不會驚擾他人。

我曾收集有關傅雷之死的各種文字記錄，并一次次為之動容。我一向認為，傅雷夫婦的自盡，帶走了一個時代的優雅與溫厚。

作為翻譯家、文人，他們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飽滿，可他們的死，卻總如大石一般，沉重得讓我喘不過氣來。那場浩劫，摧毀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個個生命，也許還有一個時代的氣質與道德。

兩個知識分子，溫文爾雅，卻被紅衛兵連日凌辱，斯文掃地、尊嚴喪盡。可在他們舍棄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卻還記得家中的保姆，留給她生活費，還在遺書中寫明“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愿她無故受累”。自盡那天，朱梅馥還曾對保姆說：“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熙良）家給我借身干凈的來?！彼Ｍ约核赖酶蓛簟＜词惯@個社會虧欠了他們，他們也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所以留下了火葬費……你還能找到這樣的優雅與溫厚嗎？那也許是中國最好的一代知識分子，現在還有嗎？

我一向喜歡上海的老街道，不是因為所謂的小資情調，而是因為總能在老街老建筑的蛛絲馬跡與鉤沉中，觸摸到那個時代。而那個時代的東方名城，不僅有著紙醉金迷的一面，還有優雅溫暖的一面。

江蘇路便是這樣一條街道。嚴格來說，它不僅僅是一條街，在上海歷史文化風貌區的劃分中，它是其中一條軸心，一條條路與之交匯，如愚園路、華山路、武定西路等，都是我在尋訪民國名人故居途中經停的一站，每條路上又有著一條條里弄，遍布各式小洋樓，隨便拎出一棟都大有來頭——這是一個城市足可引以為傲的歷史，但幾十年間物是人非的同時，“遺忘”二字如影隨形，成了這個城市的大敵。

在江蘇路上，284弄有傅雷故居，也有天才鋼琴家顧圣嬰的故居，兩人均在“文革”中自殺。旁邊的285弄也曾一度紅火，據說因為“張愛玲熱”，她的故居如常德公寓等，都已成粉絲心中的“圣地”，連其親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285弄是張愛玲的父親、繼母與弟弟終老之處，也吸引了不少粉絲。

傅雷故居是一個獨立的庭院，小樓為三層西班牙式建筑，黃墻紅瓦坡頂，院門掩著，但未上鎖，里面鋪著灰色地磚，寂靜清冷。門口掛著“優秀歷史建筑”的牌子，但未有“傅雷故居”的字樣（據說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時的故居，已修葺為紀念館）。

1949年12月，傅雷夫婦搬入這里，直至去世。這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譯著中的經典，如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臺》等都在這里完成。至于幾十萬言的《傅雷家書》，也是他在這里用毛筆一字一字寫就的。

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譯著的印數稿酬亦遭停發，日子艱難，但他仍堅持工作。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來，經歷過多次運動的傅雷顯然感受到了壓力，初夏時，老友周熙良來探望他，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p>

一語成讖。

抄家后，搜出了莫須有的“證據”（一面小鏡子和一幅舊畫報），連親友寄存的財物也被紅衛兵們劫掠，所以，傅雷在遺書中還寫道：“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后遍覓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并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只（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家具數件，問周菊娣便知?！?/p>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們交代得如此清楚。

我曾經詫異于這種責任感，但這兩年讀過不少民國時代的小學、中學課本，方才明白：這其實是那一代知識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讓我感懷的是，在傅雷夫婦的悲劇故事中，還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當時慣例，“自絕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婦當然屬于此類，與傅家素不相識、但一向鐘愛傅雷文字的文學青年江小燕自稱是傅雷的干女兒，冒著巨大危險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給中央寫信為傅雷鳴冤，結果因此吃盡苦頭，成了“反革命”。

“文革”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歲的她報考上海第二教育學院中文系本科班，終于圓了大學夢。成名的傅聰也曾找到她，意欲報答，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張傅聰音樂會的門票，在音樂會結束后翩然而去。

這是一個每次憶及都讓我眼眶濕潤的故事?？傆幸环N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