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居住時，有一段時間我的安全問題讓人憂心。我記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發現一大群由鄰居組成的搜尋隊伍聚集在我們的院子里。母親看起來不太高興，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頓感寬慰了，幾分鐘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濕的襪子，沾滿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為什么你用襪子包著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劃到了?！?/p>

“讓我看看?！?/p>

“一點都不嚴重。”

“讓我看看?！?/p>

我解開襪子，一道長長的傷口從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險些傷到靜脈了，傷口很深。為了讓她平靜下來，我向她解釋發生了什么：我和一個朋友跑到他家的農場，后來卻下雨了，農場是個非常容易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農場的四周圍著尖銳的鐵絲網，然后……

有汽車的鄰居送我們去醫院，我們到達時那個醫院大部分的燈都熄滅了，看不見一個接待的人；最后終于在后面的一個小房間里，她找到兩個正玩著多米諾的年輕人。當她問他們醫生在哪里時，他們歡快地回答“我們就是醫生”，然后繼續他們的游戲。游戲結束后他們才穿上褲子，給我縫了20針，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條丑陋的傷疤。經歷了這一切之后，母親心頭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沒有照看到的時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會消逝，而她周邊的每個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這件事。

我現在意識到，那些問題不像學校課本或者護理治療那樣有形，而那些無形的東西卻成為她對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她告訴我說，“你需要具有一些價值觀?！?/p>

誠實——稅務官員來家里收稅的時候，不應該把冰箱藏到儲藏室里，即使包括那些稅務官員在內的任何其他人也會干這樣的事情。公正——有錢學生的父母不應該在齋月時給老師送電視機，他們的孩子對可能因此而得到的高分也沒什么可驕傲的。直率——如果你不喜歡我在你生日時送給你的襯衣，你可以直接說出來，而不是把它塞在衣柜的最底部。獨立判斷——其他的孩子嘲笑那個可憐的男孩的發型，并不意味著你也必須這樣做。

不管什么時候當她把我拉到一邊，解說這些事情，我總是順從地點頭贊同，但是她肯定知道，她的許多想法似乎都是不切實際的。我周遭的一切一如既往，這滋生了一種無情的懷疑態度。

她只有一個支持者，那就是我父親那遠在天邊的威信。她越來越頻繁地向我講述起他的往事，他是怎樣在一個窮苦的大陸、窮困的國家、貧窮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他的生活多么艱難，經歷過任何困難。即使如此，他并沒有抄近路，也沒有不擇手段。他始終勤勉、誠實，不管因此付出怎樣的代價。他在一種不同思想的原則要求下，一種帶來更高形式力量的原則指引下生活。我母親決定，我必須追隨他的榜樣。我沒有選擇。這是骨子里的遺傳基因決定的。

漸漸地，她帶給我更多與黑人有關的信息。當她告訴我那些南部學校的孩子們只能讀從富有的白人學校里傳出來的書，卻仍然能成為醫生、律師和科學家時，我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學習而感到羞愧。作為一個黑人，我繼承了一筆偉大遺產，擁有了一種特殊的命運，只有我們才夠強壯得背負起這個光榮的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