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見著我的老師了，如朝山進香的人見到他自幼就心存感念的一位應愿之神。在今年正月的陽光里，也在正月的冬寒中，我回家奔赴我三叔的喜喪事，也去赴辦我大伯逝世三周年的莊重禮俗和紀念。在這閑空間，張老師到了我家里，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鄉間室內的空曠和凌亂，糾纏分隔著我與老師的距離與清寂。相向而坐，喝著白開水，削了蘋果，說了很多憶舊的傷感和喜悅，諸如三十幾年前在初中讀書時，我的學習，我的作業，我的逃課，還有我的某某同學學習甚好，卻因家庭成分偏高，是富農，似乎爺爺有所謂剝削別人的疑嫌，他便沒有資格讀高中了。自然，1977年之后的那場平地起雷的高考，他也無緣坐入考場改變自己的命運。還有另一位命運多蹇的同學，不僅在學習上刻苦，在書法上也頗具靈性天賦，人在初一時，其楷正墨字，已經可與顏帖亂真。可是后來，因著形勢家境，他不僅未再考，而且由于疾病，早早地就離開了這個荒涼熱煩的世界。

這個世界，對于有的人荒涼到寸草不生，對于有的人，卻是繁華熱鬧到天熱地燙，一舉一動都會有草木開花、果實飄香。然而對于我的老師張夢庚，卻是清寂中夾纏暖意，暖意里藏裹著刺骨的寒涼。

老師生于20世紀20年代末，讀書輟學，輟學讀書，反反復復，走在田埂與人生的夾道中，經歷了來自日本人的刀光槍影，經歷了國共征戰的循環往復，之后有了1949年的紅旗飄揚。記憶中從來都是饑餓辛勞，土改時卻忽然成了地主，這樣的命運，大凡中國人都可想見其經歷與結果的曲折變形、荒涼怪異。可是，好在他終歸識字，厚有文化。鄉村其實最為明曉文化的斤兩，雖然文化不一定能帶來尊嚴富貴，可讓孩子們認字讀書，能寫自己的姓名和粗通算術計量，也是生活所必需。于是，老師就成了老師。從一個鄉村完小到另一個鄉村完小，從一個鄉村中學到另一個鄉村中學，直至改革開放，他被調入縣里的一所高中，做了教導主任，最后主持這個學校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閑急高低，一晃就讓他全部人生的金貴歲月，43個春秋的草木枯榮，都在布滿塵土、青草蓬生的鄉村學校里枯榮衰落，青絲白染。

不知道老師對他的人生有何感想與感慨，他寫的一本名為《我這一生——張夢庚自傳》的簡樸小冊，讀下來讓人心酸胃澀，想到世事的強大和人的弱小，想到命運和生命如流水般在干涸的沙地上蜒蜿涓涓，奔襲掙脫，流著可謂流著，可終歸無法掙脫干涸與強大的吞沒。最后的結局是，我們畢業了，老師頭發白了;我們步入中年了，老師身體枯衰了。我們成家者成家，立業者立業，而老師卻在寂靜的人生中，望著他曾經管教、訓斥、撫疼過的那些學生，過著憶舊的生活，想著那些他依然記得，可他的學生早已忘卻的過往。

還記得初一時，他是我的班主任，又教語文。在一個酷暑天，我家棉花地里蚜蟲遍布，多得兵荒馬亂、令人恐懼，我便邀了班里十幾個要好的男同學，去幫我母親捕捉蚜蟲。自然而然，教室里那一天是空落閑置，學生寥寥，老師無法授課只能讓大家捧書閱讀。從棉花地里回校的來日上午，老師質問我為什么帶著同學逃課，我竟振振有詞地說，是帶著同學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蟲，還反問老師，地里蚜蟲遍布，我該不該去幫我母親捕捉半天蚜蟲？說蚜蟲三天內不除掉去凈，棉花就會一季枯寂無果，時間這樣急迫，我家人手不夠，我請同學們去幫忙，又有什么錯？

事情的結果，似乎我帶著同學們逃課正合了校規憲法，符合了人情事理，反讓老師在講臺上一時有些啞口無言。回憶少時的無理取鬧，強辭拙倔，也許正是自己今天在寫作中敢于生搬硬套，努力把不可能轉化為可能的開始。可是，在這次見老師時，面對這位耄耋老人，給我一生養育呵護的父輩尊者，我心里三十幾年不曾有的內疚，忽然如沙地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來。

我們就那樣坐著喝水聊天，說閑憶舊，直至夕陽西下，從我家院墻那邊傳來風吹日落的細微淡紅的聲響，老師才執意地告別離去，不無快意地說他的子女們都工作在外，孝順無比，真是天有應愿，雖然他一生坎坷，到了年老，卻子女有成，學生有成，仿佛曲折的枯藤根須，終于也繁衍出一片樹木林地。

老師從我家離去時，是我扶他起身;離開院子時，是我扶他過的門檻;送至門口看他遠去時，是我扶他過的一片不平不整的地面。我的父親離開人世太早，扶著老師的時候，我就像扶著我年邁的父親。望著村頭遠去的父親般的老師，落日中他如在大地上行走的一棵年邁的老樹，直至他在村頭漸緩地消失，我還看見他在我心里走動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腳步，如同寧靜里我在聽自己的心跳一樣。

說不出老師哪兒偉大，可就是覺得他偉大;說不出他哪兒不凡，可就是覺得他不凡。也許這個世界本身，是凡人才擁有真正的偉大，而偉大本身，其實正是一種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