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多世紀以來，人們爭論他的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功過幾何，唯一毫無爭議的，是此人影響深遠。法國、英國、意大利、俄羅斯、美國、日本……人們以不同的形式紀念著他。

在中國，除了學界紀念盧梭的學術研討會、媒體上的紀念文章外，盧梭著作的中譯本、九卷本的《盧梭全集》也將面世，譯者為88歲的盧梭問題研究專家、法語翻譯家李平漚。

盧梭其人

人們能輕易了解盧梭的生平，包括種種隱秘細節(jié)，這主要歸功于盧梭本人。在自傳性作品《懺悔錄》《對話錄：盧梭評判讓—雅克》和《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他向世人提供了大量有關自己的信息。

直到1749年，盧梭撰寫《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于使風俗日趨純樸》一文參與征文，第二年，該文獲獎并出版，38歲的盧梭終于一鳴驚人，聲名鵲起。

《盧梭全集》的譯者李平漚這樣評價盧梭：“他是個很不幸的人，一生遭遇十分坎坷。他的書出一本被批一本，為什么他還孜孜不倦地寫呢？他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銘：‘把一生獻給真理’。”

盧梭其作

在其作品里，盧梭毫不諱言自己并不光彩的一面，諸如他曾在朋友生病時悄悄溜掉，在偷竊后誣陷一個女仆，為混口飯吃改變了宗教信仰，和年長自己12歲的華倫夫人維持了十余年的情人關系，并稱其為“媽媽”……

在《懺悔錄》的第一段，盧梭這樣宣布：“我現(xiàn)在要做一項既無先例、將來也不會有人仿效的艱巨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

法國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亞在為1949年法國版《懺悔錄》寫序時說：“對很少幾位作家才可以這樣說：‘要是沒有他，法國文學就會朝另一個方向發(fā)展。’盧梭就是屬于這一類作家。”事實上，盧梭影響的遠不止于法國文學。托爾斯泰曾道，他永不會忘記讀《懺悔錄》時感受到的那種憎惡虛偽熱愛真理的情感，巴金也不止一次提過，“《懺悔錄》的作者盧梭是教我講真話的啟蒙老師。”

今天，盧梭被提及，更多是因其政治思想及《社會契約論》等相關著作。曾經(jīng)，歐洲的上空乃至其他革命地的上空都不斷回蕩著他的名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我要探討在社會秩序之中，從人類的實際情況與法律的可能情況著眼，能不能有某種合法的而又確切的政權規(guī)則。”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第一卷開宗明義地這樣寫道。他思考的起點是現(xiàn)實實踐而非僅僅理論問題。

但當其忠實信徒羅伯斯庇爾將盧梭的思想按自己的理解應用于實踐，這位“行走中的盧梭”似乎是以一場宏大悲壯的實驗，反證了盧梭哲學的缺陷，也讓盧梭自此被頻頻指責需為法國大革命中的暴行負責，甚至為納粹主義的獨裁統(tǒng)治負責。

“主權在民”“革命的權利”“公意”“德性”……至今，從不同路徑而來的讀者對盧梭的思想仍有反差巨大的理解。他時而被視為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時而是集體主義者和極權主義者，或者干脆被認為是思想含混不清、充滿自相矛盾的人，又被說是思想具有統(tǒng)一性，只是易被斷章取義，招致誤解和利用……

在中國

西學東漸中，盧梭的思想曾在近現(xiàn)代中國產(chǎn)生重大影響，20世紀初期，一度進步人士人人談自由平等談天賦人權，言必稱盧梭，正如當時《蘇報》文章所述：“盧梭之《民約論》潮洶洶然，蓬蓬然，其東來矣！”

和此前盧梭著作在歐洲、日本等地引發(fā)的影響一樣，主張革命救國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從盧梭的書中找到了信仰和依據(jù)。鄒容在《革命軍》中，直接把盧梭的思想稱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魂還魄之寶方”，孫中山說盡管盧梭“天賦人權”的說法沒有歷史依據(jù)，但他提倡民權的始意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盧梭在中國曾幾度受到熱烈追捧，直到上世紀90年代左右，學界展開了對盧梭思想的反思和批判。

回顧盧梭在中國的境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西方政治哲學及法哲學研究學者高全喜說他感到“愛恨交加”，“盧梭思想中的理想主義，他對正義的追求，對平等的渴望，批判的鋒芒以及內心的豐富性等等，可以說人類靈魂所能夠有的這些東西都聚于一身。他追求的平等、正義、純粹心靈都確實非常美好，確實符合人性，但如果找不到達到美好的手段，往往會導致問題。”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猛說：“今天，對任何我們喜愛的西方作家，我們在閱讀時不會像當年那樣一會兒把他當做包治百病的良藥，過了幾年又覺得他是萬惡的，我們會比較平和。我們要結合自己，看在中國的情況下，盧梭的哪些信息可以起到幫助，哪些東西能對我們的政治制度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如果您希望我們能互相理解，我的好朋友，那就要對我的遣詞造句更加用心。相信我，我的語詞很少是那通常上的意義；與您交談的，一直是我的心，有一天您也許會明白，它不像別人那樣說話。”這是盧梭在給友人的信中，談及自己的書信用語所說的一段話，或者，這也可看做是盧梭對閱讀其作品的讀者們的告白。

無論如何，讓—雅克·盧梭，300歲生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