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游歷很廣，曾留學日本，回國后在安徽、福建、上海都長居過，還到過山東的青島、濟南等地，抗戰后到新加坡，最后遷居蘇門答臘，可謂嘗盡天下美食。

他交友也同樣廣泛，朋友很多，而朋友們在一起又往往少不了吃吃喝喝。比如與柳亞子、魯迅、沈從文等，互相之間的飯局記載充滿了各自的日記。

郁達夫日記中對此亦有細致的記錄：“午后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著，就找魯迅聊天，他送我一瓶紹酒，金黃色，有八九年光景。改天找一個好日子，弄幾盤好菜來喝。”

這種默契舒適的交往，歡樂而溫暖，在當代文人中很少見了，很讓人向往。郁達夫記錄的這種互贈美酒的細節，讓我很感動，也勾我想起上個世紀80年代，一幫詩人朋友經常喝酒聊天的往事。

那個時候沒有多少錢，買不起瓶裝酒，常常喝散酒，幾毛錢一斤，瓶裝酒要兩三元錢一瓶。有一年冬天，有個開大貨車的哥們兒穿著一件軍大衣來找我，興奮地從大衣口袋里掏出兩瓶瀘州二曲，說：“二哥，今天咱們喝好酒！”

我頓時眼睛一亮，馬上抓起來，放到辦公桌下的柜子里，說：“這么好的酒，今天喝太浪費了，我們過年再喝。”當時我做老師，一個月只有50多元的工資，他開貨車能掙到上千元，便經常搞些好酒來。

另外一次是和詩人李亞偉，他也穿一件軍大衣來找我喝酒（那時時興穿軍大衣），拿一瓶瀘州二曲，兩人喝了之后，還覺得不過癮，李亞偉借著酒勁兒就說：“二曲算個屁，等老子稿費來了要喝瀘州特曲！”當時是1986年，我們這些“地下詩人”已經開始逐漸得到官方刊物的認可，陸續發表詩歌，有稿費拿了，喝酒也更豪氣了一點。

郁達夫和魯迅的交往充滿了濃濃的酒氣，但我能感覺到他們之間的醉意已超越了酒本身，這種醉更有一種朋友的情誼在里面。

從這段故事可以看出，魯迅的“俯首甘為孺子牛”主要指對自己的兒子和老婆，而小時候我們接受革命教育，說魯迅這是“為人民”，人為拔高了。這首詩中還有兩句“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如果當時看到，肯定會覺得魯迅格調不高，不是“人民衛士”了。

與郁達夫喝酒吃肉時的魯迅是更本色、更接地氣的，也是更可愛的文人。

酒肉與詩歌恐怕很難分開，魯迅在飯局上作詩這樣的事，我們那個時候也干過不少。

每次喝完酒之后，我們常常朗誦自己作的新詩，有時候還鬧出笑話。記得一次詩人馬松興奮地站到桌子上朗誦自己的新作，酒喝得太多，剛朗誦了兩句就記不得了，伸手摸口袋里的詩稿，哪知道一下子摸出一張收據，又摸出一張糧票，馬松醉眼迷離，還拿著糧票認真地看詩句在哪里，引得大家大笑不已。

2007年的一天，詩人張棗從德國回到中國，喝了酒以后，用俄文朗誦萊蒙托夫的代表作《帆》，還朗誦普希金的詩歌，非常深情投入。那時的我們非常快活。

有一個巧合是，魯迅和郁達夫都患有肺結核，我想這可能與他們憂郁、愛生氣有關。

但郁達夫與魯迅相比，性格上更加開朗些，他的夫人王映霞做菜也更好，更懂得如何照顧他，常常熬雞湯、燉甲魚，用黃芪燉老鴨給郁達夫補身體。黃芪是補氣的，與老鴨同燉，可以治癆熱、骨蒸、咳嗽、水腫。

除了魯迅和郭沫若，郁達夫還常與他的兄弟們，如樓適夷、王魯彥等喝酒。一次大醉，郁達夫被巡捕帶回了看守所，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在牢里，嚇了一跳，以為自己搞左翼文化運動被揭發，慌忙做好受審的準備。巡捕過來，斥責他深夜醉酒，觸犯了治安條例，把他當作一般的酒鬼，這才讓他松了一口氣。

抗日戰爭期間，郁達夫先是去了新加坡，后來被迫到蘇門答臘，改名趙廉，開了一家趙豫記酒坊，給日本人送酒，當翻譯掩飾身份，從事營救華僑和文化名人的地下活動。因為環境危險，他怕誤事，居然戒了酒。

1945年9月，郁達夫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尸骨至今都沒有找到。消息傳到國內，胡適評價他的一生說：“郁達夫生于醇酒美人，死于愛國烈士，可謂終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