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胡秀英曾對人提起，港督夫人有一年邀請她到家里做客。但門衛打量衣裝，認為她是打工農婦，不讓進入。最后，港督夫人親自到門口迎接。

她的學生、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榮休教授畢培曦也記得，1969年1月，他在這所大學讀大一，生物課堂上，“冷不防走進一個女的”，“穿著略嫌過寬的陳年襯衫和毛背心，……腰間還掛了條帶灰點的‘祝君早安’毛巾”，學生們猜她是清潔工，只見她二話不說，走到黑板前書“Why Plants?”，既而英文開講。他們才驚覺，原來她就是剛從哈佛大學借調到中大崇基學院的教授——胡秀英。

1935年畢業后，施德蔚教授推薦她到嶺南大學生物系讀研，因為那兒有全國最大的植物標本室。其后，她師從竹子分類學家莫古禮，完成碩士論文《中國之補品》。當時，莫博士曾問她論文命題。她回答，黃河流域的嬰兒死亡率，在農村占50％以上。母親生她前，曾有二男三女，其中3個死于臍風。她出生后，父親專到鎮上買藥，煮后喂她，她才得以活命。她要探尋到底是什么藥救了她。

“之后明白那種小兒藥含有一種冬青‘救必應’(ILEXROTUNDA)”——胡秀英在《我和冬青的故事》中寫道。

1946年，得益于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幫助，她成功申請到哈佛大學安諾德樹木園，跟隨邁爾教授繼續求學。她為博士論文請教導師。邁爾教授笑著說，既然你曾經探索冬青屬植物的問題，何不更進一步，深入其中，昂首闊步而歸?

1949年，胡秀英系統發表中國冬青的分類著作，從而奠定了她的學術地位——國際植物學界稱呼她“HOLLY HU”(holly即冬青)。1957年，她受太平洋科學研究會之請，撰寫《中華食用植物》，再獲美國科學成就獎。

60年代，胡秀英是全球7位從事野外采摘女植物學家之一。1975年中大榮休后，在不支薪的情況下，她依然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她對助手戲言，“我每天8點，準時到辦公室。如果10點還不見來，一定是死在家中。”

“抗戰時，她看到成都云集的知名教授，對四川植物并不十分了解，上課時常引用國外案例。于是，她獨自在四川往西藏方向采集標本。兵荒馬亂，地況險阻，她毫不考慮自己一介女流，幸虧好心的山里人將她收留。”說時，畢培曦打開中大科學館E座104室的側室，“這一標本館是她來中大后，親手打造。現有三萬多種植物標本。除一份保留館內，其他5份分別贈給美、英、大陸的其他大學。”

被問一生可有憾事?她兩眼泛紅。到哈佛第一年，母親在家鄉過世。待她接到信時，母親已走了一個多月。36歲，她與一醫生結婚。婚后兩年，7月4日，趁美國獨立日放假，她想回哈佛寫書。丈夫開車送她至火車站，約好周一下班后接她。到時苦等不來，她始覺不妙，趕回家中，“發現他已突發心臟病死在床上”。“生活如果不是為自己，死就不可怕了。”作為虔誠的基督徒，她早已了悟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