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有人問我，如此眾多的企業家、有錢人中，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呢？

我想了很久，然后說，是廖廠長。

真的抱歉，我連他的全名都記不得了，只記得他姓廖，是湖南婁底的一位廠長。

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還在上海的一所大學里讀書。到了三年級下半學期的畢業實習時，我們新聞系的同學萌生了去中國南部看看的念頭，于是組成了一支“上海大學生南疆考察隊”。前期聯絡地方，收集資料，最要緊的自然是考察經費的落實。但到了臨行前的一個月，經費還差很大一塊，我們一籌莫展。

一日，我們意外收到了一份來自湖南婁底的快件。一位當地企業的廠長來信說，他偶爾在上海的《青年報》上看到我們這幫大學生的考察計劃及窘境，他愿意出資7000元贊助我們成行。

在1989年，7000元是個什么概念呢？當時，一名大學畢業生的基本工資是70多元，學校食堂的一塊豬肉大排還不到5毛，“萬元戶”在那時是讓人羨慕的有錢人的代名詞。這封來信，讓我們狂喜之余卻也覺得難以置信，不久，我們竟真的收到了一張匯款單，真的是從湖南婁底寄來的，真的是不可思議的7000元。

南行路上，我們特意去了婁底，拜訪這位姓廖的好心廠長。

在一家四處堆滿物料的工廠里，我們同這位年近四十的廖廠長初次見面，他是一個瘦高而寡言的人。我只記得，見面是在一間簡陋、局促而灰暗的辦公室里，只有一個用灰格子布罩著的轉角沙發散發出一點現代氣息。一切都同我們原先預料中的大相徑庭。這位廖廠長經營的是一家只有二十來個工人的私營小廠，生產一種工業照明燈的配件，這家工廠每年的利潤也就是幾萬來元，但他居然肯拿出7000元贊助幾個素昧平生的上海大學生。

我們原以為他會提出什么要求，但他確乎說不出什么，他只是說：“如果你們的南疆考察報告寫出來，希望能寄一份給我。”他還透露說，他現在正在積極籌錢，想到年底時請人翻譯和出版一套當時國內還沒有的《馬克斯·韋伯全集》。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馬克斯·韋伯這個名字，我當時不知道他是一位德國人，寫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盡管在日后，我將常常引用他的文字。在以后的生涯中，我遇到過數以千計的廠長、經理乃至“首富”，他們有的領導著上萬人的大企業，有的日進斗金、花錢如流水，說到風光和有成就，這位廖廠長似乎都要差很大的一截。但不知為什么我卻常常懷念這位一面之緣的小廠廠長。那次考察歷時半年，我們一口氣走了長江以南的11個省份，目睹了書本上沒有過的真實中國，后來，因了種種變故，我們只寫出幾篇不能令人滿意的“新聞稿”，也沒能寄給廖廠長一份像樣點的“考察報告”。后來，我們很快就畢業了，如興奮的飛鳥各奔天涯，開始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廖廠長成了生命中越來越淡的一道背影。我們再也沒有聯絡過。但在我們的一生中，這次考察確實沉淀下了一點什么。首先，是讓我們這些天真的大學生直面了中國改革之艱難。在此之前，我不過是一名自以為是的城市青年，整日就在圖書館里一排一排地讀書，認為這樣就可以了解中國，而在半年的南方行走之后，我才真正看到了書本以外的中國，如果沒有用自己的腳去丈量過、用自己的心去接近過，你無法知道這個國家的遼闊、偉大與苦難。再者，就是我們從這位廖廠長身上感受到了理想主義的余溫。他只是市井人物中的一個，或許在日常生活中他還斤斤計較，在生意場上還錙銖必較。但就在1989年春天的某一個夜間，他偶爾讀到一則新聞，上面說一群大學生因經費短缺而無法完成一次考察。于是他慷慨解囊，用數得出的金錢成全了幾個年輕人去實現他們的夢想。于是，就在這一瞬間，理想主義的光芒使這個平常人通體透明。

他不企圖做什么人的導師，甚至沒有打算通過這些舉動留下一丁點的聲音，他只是在一個自以為適當的時刻，用雙手呵護了時代的星點燭光，無論大小，無論結果。

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我在家里寫作，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號碼是陌生的，區號屬于深圳。接通之后，那邊傳來一個很急促、方言口音很重的聲音：“你是吳曉波嗎？”“是的。”“我是湖南的。”“你是哪位？”“我是……”我聽不太清楚他的聲音。對方大概感覺到了我的冷漠，便支支吾吾地把電話掛了。放下電話后，我猛然意識到，這是廖廠長的電話。他應該去了深圳，不知是生意擴大了，還是重新創業。那時的電話還沒有來電顯示，從這次以后，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他的消息。

這些年，隨著年紀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我漸漸明白了一些道理。人類文明的承接，如同火炬的代代傳遞，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有機會握到那支火炬。于是，有人因此放棄了，有人退卻了，有人甚至因妒忌而阻攔別人的行程，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他們主動地閃開身去，他們踞下身子，甘做后來者前行的基石。

在這個日益物質化的經濟社會里，我有時會對周圍的一切，乃至對自己非常失望。但在我心靈小小的角落，我總愿意留出一點記憶的空間給廖廠長這樣的“例外”。我甚至愿意相信，在那條無情流淌的歲月大河里，一切的財富、繁華和虛名，都將隨風而去，不留痕跡。

只有廖廠長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