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穿了白襯衫、藍牛仔褲，腳上卻依然是一雙黑色戶外鞋，站在西裝革履的馮紹峰身邊。之前十分鐘他身旁出現的是西裝革履的杜琪峰，從不愛參加頒獎禮和記者會的杜琪峰特意從香港趕來，給韓寒新片《后會無期》首映發布會站臺。他很誠懇地贊美這位新導演，“看過他的書，看過他賽車，也聽過他的音樂，80后里有這樣一位人才太難得了。”只是他的普通話太不標準，一開口就把“80后”說成了“八十后”。

7月21日中午，這位“80后”才子顯然還沒適應自己的角色轉變：“三天之后，片子就要上市——哦，不是上市，不好意思，新書發布會參加慣了，是上映了……”他的第二句話則是嘲笑自己的作息：“上午起床，對我來說真的很艱難。”

“給朋友寫東西從不收費”

勞雷影業老總方勵和路金波、韓寒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四年前。當時方勵和導演李玉、范冰冰在東京電影節憑《觀音山》拿下兩個大獎，就想請韓寒為這部電影寫個歌詞。路金波說可以，但是必須得韓寒喜歡這部電影才行。方勵就親自帶著電影DVD去了上海，為了怕被拒絕面子上難看，他甚至安排李玉和范冰冰坐稍晚一班的航班趕來。

之前方勵和李玉知道韓寒是因為拍《觀音山》時張艾嘉跟他們推薦了《長安亂》。這是一本語言俏皮結構散漫的小說，豆瓣有句書評說是“拿金磚蓋茅房，每一段話都很經典，但故事不經典”。不過方勵看完很喜歡，因為他之前跟李玉合作編劇的電影都是故事性極強的，“但韓寒善于刻畫人物，這其實就是電影的魂，只要人物的精神狀態、對世界的看法都完整可信，就夠了”。

方勵、路金波和韓寒的首次見面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套房，三個人看完電影，韓寒覺得還不錯，方勵趕緊發短信給李玉、范冰冰，表示可以見面。五個人一起吃了午飯，席間李玉終于提出了約歌詞的想法，韓寒一口答應。在回程路上，方勵才小心翼翼問了歌詞的費用，韓寒的回答是：“我只為朋友寫歌詞，給朋友寫東西從不收費，再說收費你們也付不起……”再后來又有為《二次曝光》寫的歌詞，方勵當時就許下承諾，只要韓寒以后拍電影，“老方給你扛，一分錢不收”。

導演韓寒很敬業

其實韓寒想拍電影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多年。“但是韓寒興趣太廣泛了，又超級貪玩，如果不是有人推動逼迫他的話，就會無限制擱淺下去。兩年半前我們就已經決定要做《后會無期》這個故事，一直聊了兩年半。”

在這兩年半里，方勵經常會在凌晨三點給韓寒打電話，問他故事的進展。2012年方舟子質疑韓寒代筆的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方勵勸他：“拍電影比寫小說更難，能拍出來不是什么都證明了？”

就這樣一直拖到了去年。五一放假那天中午，路金波給方勵打電話，讓他趕緊飛到上海來，因為韓寒終于下了決心。方勵掛上電話就訂了機票，趕到上海跟他們吃了午飯。然后三人上樓，開始劃分架構，韓寒負責創作、方勵負責制作、路金波則負責所有的商務合作。不到一小時，三個聯合出品人的職責范圍討論清楚，接下來的問題是，拍什么？

韓寒講了一個原本想寫成小說的素材，叫做《東極島少年往事》，是發生在中國最東邊島嶼上的故事。然后韓寒講了三個可能的故事點，離完整的結構框架還有十萬八千里，但已經有了主人公的靈魂，以及片子想表達的情緒和視角。那天晚上三個人談了五個小時，一直到凌晨。

至于劇本寫了這么久，韓寒有自己的想法，“對于寫劇本來講，三四個月一點都不長，好多劇本一寫就是半年一年。我就寫了一稿，因為我不習慣修改。要修改的話也只會在腦海里或是在現場自己修改，我不喜歡在紙面上改來改去。我本身就不喜歡寫劇本，就像是寫說明書一樣。我非常非常討厭人家把我的劇本發給別人看（核心的人除外），包括我自己都很不喜歡看劇本，看著劇本心里就難受。”

雖然寫劇本時韓寒還有當作家的習慣性拖延癥，但導演韓寒在劇組變成了一個敬業的人。“永遠比演員先到現場，比劇組更晚回到自己的房間。他經常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因為他晚上還要寫微博，還要修改第二天的臺詞。”劇組副導演劉作濤也說導演經常會在轉場的車上睡覺。因為每次遇到新的場景都會有很多靈感，韓寒喜歡當天修改臺詞，然后微信群發給演員，所以現場的一大奇觀常常是每個演員都舉著手機不務正業，其實是在背臺詞。

“很精細，幾乎連一個語氣詞覺得不對他都重拍。”方勵打趣說韓寒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寫書有時還會糙，電影倒是做得很細。”馮紹峰則幽怨地表示，當時拿到劇本雖然覺得不錯，但沒想到開拍后根本沒按上面來。“故事的主旨和脈絡沒變，但臺詞基本已經變掉了。”

“我不喜歡渲染苦難”

《后會無期》不出意料的大賣，讓很多人覺得韓寒做什么事都很輕松，寫小說一寫就成名了，當車手拿了很多冠軍，拍電影好像也是輕輕松松的。對此韓寒覺得那是因為自己不喜歡渲染苦難，“不喜歡標榜有多難，比我難的人多得是，我辛苦歸辛苦，至少還住五星級酒店呢，出來還有頭等艙呢，在飛機場休息還能睡得好呢。多少人辛苦，可家里連空調都沒有。所有我有什么值得標榜自己艱難啊、不容易的啊。但這次的確花了一些心血，我很努力，也在學習。這是真的。”

但即使是如此灑脫的韓寒，也有焦慮的時候，“剛開拍的那段時間，因為造型等各方面都有欠缺，籌備的時間也很短，演員的檔期放在那里，不拍就沒檔期了。”但是韓寒還是盡力使電影“在有限的時間和條件之下，呈現出了最好的結果”，不過也難免有遺憾，“有些地方的處理我現在都覺得有些遺憾，包括后來我已經沒辦法動剪輯了——如果我動了0.1秒剪輯，那這0.1秒之后所有的聲音部分都要讓他們日以繼夜地重新工作兩三周。還有一個字，就是（陳柏霖和馮紹峰）他們在撞到狗之前，說了句‘他死了嗎’，我寫那兒時，清清楚楚寫的是單人旁的‘他’，但最后上字幕時，他們可能是出于好心，覺得這是狗嘛，怎么能是單人旁呢，就用了‘它’……我這里所有的拍攝手法都是隱藏懸念式的，如果用‘他’，別人就會以為撞到人啦。看到‘它’呢？字幕第一秒就劇透了……這也是遺憾。”

“我一直都在妥協”

在城市之間跑宣傳時，韓寒大多數時候都穿著一件白襯衣，妝也不化。記者問他為什么總是穿白襯衣，他有點靦腆：“我也不知道該穿什么，覺得白襯衣比較不會出錯，就買了兩三件，換著穿……”這個瞬間的韓寒，讓人很難和他文字里那個犀利直接的韓寒聯系在一起。

很多人說韓寒變得平和了，或者說，更懂得妥協了。這樣的評價，放在一直以叛逆形象出現的韓寒身上，更多的是種貶義。面對記者，韓寒卻說：我一直都是在妥協。

“妥協不是貶義詞。我一直都是在妥協，但在妥協之中我會盡可能多地保全自己。不承認自己妥協的人，那就是裝的。”韓寒說。

有很多人看了韓寒的文字，覺得他是憤怒的，但韓寒卻認為，那是他們不了解他。他從十六七歲以來一直都是平和的，叛逆和憤怒都是對他非常膚淺的解讀和認知。

相比寫小說，拍電影更需要妥協和合作。有人說，韓寒的特別在于，他一直是以叛逆的形象出現，他拍電影，那就注定大家對韓寒投射的希望或者幻象落空。

但韓寒似乎并不在意這種希望或幻想的落空，在他來看，作為導演的他需要的不是張揚個性，而是承擔責任，“就電影來講，除了我自己，我還要給投資方、給演員、給很多人負責，所以我要做很多的宣傳，不能讓他虧。我只有做了這些，才能夠確保我做另外的作品時，更加自由。”

但對于電影的創作，韓寒卻覺得沒什么可妥協的，“我只對老天妥協！天氣不行你就拍不了，除此以外沒什么可妥協的。寫小說是最自由的，但也得有個交稿時間，寫著寫著也會受客觀條件的限制。賽車也是妥協，因為永遠不可能得到一輛車況100%完美的車。你做的所有事都是妥協。你要學會妥協，盡可能地保全自己，才會得到更好的。”

導演韓寒的對于電影創作的不妥協，直接導致了拍戲時制作費不斷超支，最終從開始預估的三千多萬到了快五千萬。

最大的一次挑戰是，在轉場去內蒙古的時候，韓寒希望方勵能做一個火箭殘骸出來。方勵的另一身份是勞雷科技公司的總裁，對火箭也是相當熟悉，但是他一拿到韓寒給的參考圖還是傻眼了，“那是美國最大運載火箭土星五號，直徑六米，根本就沒法運到沙漠里去，而且他只給了我十天工期”。

后來方勵真的讓工程師做出了那個火箭的尾噴管，就是海報上那個巨大圓錐狀的鋼梯。他們加班加點做完后大卸八塊，幾千公里運到內蒙古沙漠，又運輸焊接機和技術團隊過去重新焊接拼裝。電影中馬浩漢經過那個巨大不知所云的殘骸時，有一種渺小悲涼的宿命感。

“做事情完全不能考慮粉絲”

《小時代》票房上的成功讓很多人把這種非專業導演拍攝的電影稱為“粉絲電影”。即靠粉絲支撐票房的電影。《后會無期》在未放映時便引起諸多爭議，其中最大的爭議便是韓寒會不會把《后會無期》拍成粉絲電影。

對于這樣的爭議，韓寒似乎并不在乎，“我沒辦法照顧所有人的口味，我就照著自己的審美和風格來，自己的風格就是一切。”

對于是否會照顧到粉絲，韓寒也否認了，“我也不會照顧他們。做事情完全不能考慮粉絲。粉絲再多能有多少？一個人的死忠粉絲，最多也就幾十萬，你要是照著這幾十萬人的口味來，你拍一部電影也就只能討好這幾十萬人。”同時，韓寒也表示他并不擔心票房，“觀眾是個非常大量的群體。有這樣的觀眾就有那樣的觀眾。當時我們發樸樹的歌，有人說這歌不夠商業啊，要找其他的，找看起來更火的歌手。我說不要，所有的東西都是風格的體現，你想想你上學時是聽殺馬特多還是聽高曉松的多？你身邊潛伏著很多有不少可能性的年輕人，只要有合適他們的，就能把他們抓出來。一部電影，票房哪怕8億10億也就兩千多萬人看，中國有那么多人哪！你不要覺得文藝青年是個非常小的受眾（群體），其實很多很多很多。”

韓寒雖然表示不會刻意地照顧他的粉絲，但他的粉絲卻不愿意錯過他的電影，因為太多人都想去靠這部片子找回自己失落失敗的人生，就像一個粉絲在韓寒微博底下留言那樣：“我是一個32歲的大叔，從來沒有去過電影院。但是過幾天我會去看《后會無期》的。即使不知道哪里買票哪里進去，但是我還是會去。就是為了去見我的三個老朋友——韓寒，樸樹，青春。

“我沒辦法照顧所有人的口味，我就照著自己的審美和風格來，自己的風格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