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楊絳，還有女兒錢媛，組成了楊絳引以為豪的“我們仨”。1997年早春，錢媛去世。1998年歲末，錢鐘書去世。如今，只剩下97歲高齡的楊絳獨自尋覓歸途。

楊絳的父親楊蔭杭曾留學日本，后去美國，是當年中國法學界很有影響的人物；而錢鐘書父親錢基博也是知名學者，上層知識分子家庭的背景讓楊絳夫婦的行事保留了新中國成立前社會名流的遺風，清高，淡定。

20世紀80年代，楊絳因翻譯《堂吉訶德》獲西班牙政府頒發的大獎，西班牙政府通過駐華大使館邀請她出訪：第一任大使邀請，她謝絕了；第二任大使送來正式的書面邀請，她正式地以書面形式謝絕了；第三任大使通過中國社科院領導馬洪去請，她感到實在“賴不掉了”，才答應下來。

對此，錢鐘書曾經不無得意地說：“三個大使才請動她!”

解放之初，楊絳夫婦本可以出國，卻選擇留在了國內，“許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國外逃跑。我們的思想并不進步。……我們考慮再三，還是舍不得離開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飯過日子，作馴順的良民，終歸是可以的。”(《走到人生邊上》)

新中國成立后風云激蕩的歲月中，欲作“馴順的良民”的楊絳夫婦對政治持一種保持距離的態度。“他們不屑糾纏到政治斗爭里面去，好多次運動，他們都不參與，不發言，也不揭發別人，不害別人。”與楊絳同事多年的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董衡巽說。

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楊絳表現出了獨有的風骨和智慧。

20世紀50年代，楊絳為了避免寫文章帶來麻煩，開始“遁入翻譯”，她在50年代翻譯了《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在60年代和“文革”期間翻譯了《堂吉訶德》。

“三反”運動中，楊絳遭到學生“控訴”，大禮堂里幾千雙眼睛都射向她，楊絳卻“效法三十年代的舊式新娘，鬧房時戴著藍眼鏡，裝作不聞不見，木然默坐”。(《將飲茶》)第二天起來，還故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著個菜籃子到校內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搖，看別人怎樣逃避她。

“文革”中，楊絳被剃了“陰陽頭”，罰去打掃廁所，之后又下放到干校，但就在一次頭戴高帽，脖掛木板，手舉銅鑼游街后，楊絳卻模仿《堂吉訶德》中桑丘·潘沙的口吻說：“我雖然‘游街’出丑，仍然是個體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