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想來，“人生若只如初見”，真是句太悵惘的話。大多數怨侶回憶起當年，多少都會這么感慨。

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蔣碧微得知，徐悲鴻直到去世，身邊還珍藏著早年與她同在巴黎買的懷表。

就好像，1968年4月，蔣碧微在臺北的醫院里，望著病榻上雙眼微張、不能言語、即將離世的張道藩。

有一天，徐悲鴻托朋友朱了洲悄悄傳話，問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國。從未與任何男子單獨會過面的蔣棠珍，居然答應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親的針線筐里，把13歲就已確定的婚約拋在腦后，毅然決然地跟著這個她并不了解的男子遠走東京。她在回憶錄中說：

“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為我取了一個名字：碧微。還刻了一對水晶戒指，一只上面刻‘悲鴻’，一只鐫著‘碧微’。他把刻著‘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問他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這是我未來太太的名字?！思易穯査磥淼奶钦l，他只神秘地笑笑。”

私奔之后，宜興名門望族蔣家無奈地搞了場“行為藝術”，宣稱蔣棠珍因病身故，然后是哭靈、出殯，棺材里放滿了石頭。從此，蔣棠珍這個名字與石頭一起被掩埋，蔣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開啟。

當年的徐悲鴻與蔣碧微，一個年少俊逸、才華初顯，一個熱烈浪漫、青春洋溢，從東京到巴黎他們彼此依偎，光景溫軟得如同他為她畫的那些畫兒。

《琴課》里，她身穿旗袍，身姿婀娜，握著小提琴的手指纖細靈動，隔著近百年的時空依然可以感受到，筆墨落在畫布上的一瞬間，飽蘸了無限的愛意。只有深愛一個人，才能讓她在畫中如此靜美、優雅，獨具光華。

《簫聲》里，她唇角微揚，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樣地翻飛，簫聲婉轉，呼之欲出，嫻雅沉靜的畫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緩慢而深邃地流淌。還有《憑桌》《裸裎》《慵》《靜讀》《傳真》，單從這些畫，就能讀出當年他對她的深情。

只是，美好終究有限。

當清寒皆成往事，繁華即在眼前時，兩人的關系卻急轉直下。

1927年回國后，徐悲鴻擔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在畫壇聲名鵲起，子女也相繼出世。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牽頭，為他在南京修建華美的傅厚崗公館。

蔣碧微熱愛社交，“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太太客廳式的觥籌交錯讓她怡然自得。此時創作力旺盛的徐悲鴻卻將心力完全用在藝術上。她不滿他以自我為中心的冷漠，他反感她強勢與挑剔的虛榮，裂痕一天天加深。

1930年，徐悲鴻愛上學生孫多慈。孫多慈贈予紅豆，他鑲金做成戒指，鐫上“慈悲”二字。僅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便從“碧微”換作“慈悲”，怎能不讓她礙眼堵心？她立馬橫刀捍衛婚姻，不僅拔掉了孫多慈贈送的用來裝點傅厚崗公館花園的楓樹苗，而且寫信給相關負責人，讓孫多慈公費留學的機會泡湯。

徐悲鴻憤然將公館命名為“危巢”，將畫室命名為“無楓堂”，遠避桂林。

徐悲鴻刊登啟事：“悲鴻與蔣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斷絕同居關系已歷八年……破鏡已難重圓，此后悲鴻一切與蔣女士毫不相涉。茲恐社會未盡深知，特此聲明。”

18歲起與他一同漂泊天涯、撫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筆勾銷，曾經甜蜜溫軟的時光變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幾分果斷潑辣、不計后果的天性，她從此與他恩斷義絕，勢不兩立。

她把“分居啟事”鑲在玻璃鏡框里，赫然放在客廳迎門的書架上，命名為“碧微座右銘”。

他給她父親蔣梅笙的葬禮送的奠儀被一概退回。

她對與孫多慈分手、試圖與她修好的他說：“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為割舍不下對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來，那還可以考慮；如果是因為孫多慈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來，那是絕無可能的?！?/p>

在這樣的強勢下，復合了然無望，波光瀲滟的舊時光到底遮不住現實的局促。

離婚時，她再次展現了得理不饒人的胡攪蠻纏，向他索要現金100萬元、古畫40幅、他本人的作品100幅，此外，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給她作為兒女的撫養費。

心懷對她的愧疚和對巴黎生活的感念，他夜以繼日地作畫以滿足她過分的要求。不料，她又提出，先前支付的20萬元已花完，要再給100萬元和100幅畫，此外每月給子女兩萬元撫養費。

而月薪不過兩萬元的他再次答應了她的所有要求。1945年，兩人在離婚協議上簽字時，他還將那幅《琴課》帶去送給她，他知道她喜歡那幅畫。

28年最好的時光從此成了前塵往事。

當年的她，必然是黑白分明、愛憎了然，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美狄亞一般充滿被辜負的憤懣和報復而后快的兇悍。

而經年打磨，她到老年后發現，原來這一生她不曾用過其他任何人一塊錢，也沒有向任何人借過錢，都是依靠離婚時“徐先生”給她的畫換錢為生的。原來她視為生命的尊嚴和驕傲，都是那個“負心人”提供的。她的心里是否會有一絲自省的后悔？

進退相隔不過是分寸的把握，人生苦短不過在迂回之間。

這些，以她的聰明，她遲早會明白——假如沒有張道藩。

與蔣碧微同時代的女子，有過如此濃烈、熾熱情感經歷的不在少數。只是因為徐悲鴻和張道藩的巨大光環，她不期然地成了民國兩件最出名情事的女主角?；橐鲋械氖Y碧微，向徐悲鴻展現了人性中毫無顧忌的一面：強悍、任性、虛榮、計較；婚姻外的蔣碧微，卻留給張道藩一個女子力所能及的美好：聰明、優雅、溫柔、得體。

“你不必問她是誰，也無須想她是誰，如果你對我的問題有興趣，請你加以思考，并且請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氣概，去向她說‘我愛你’，她會怎么樣？假如我直接去問她：‘我愛你，你愛我不愛？’她又會如何回答我？”

在巴黎心情復雜地與法國姑娘蘇珊剛剛訂婚的三弟，并沒有獲得二嫂的熱烈回應。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軍轟炸，二嫂婚姻失據，才有了這段“天地間最偉大的愛情”（張道藩語）。

從1937年到1949年，兩人以“振宗”和“雪”為筆名，情書紛飛。那兩千多封通信，在不相關的人看來，有無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處的絮叨，有事無巨細的煩瑣，有只宜私語的肉麻。

張道藩趁蔣碧微父親七十大壽，送了厚重禮金，蔣碧微當即退還，說：“幸君諒吾苦衷，納回成命，庶幾愛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哪里還是那個為了要錢跟徐悲鴻大鬧的蔣碧微。

1942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鴻回到國內，蔣碧微十分尷尬，作為徐悲鴻的妻子，她無法拒絕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張道藩的情婦。她寫信給張道藩，傾訴矛盾，張道藩提出四條出路：一、離婚結婚（雙方各自離婚后再公開結合）；二、逃避求生（放棄一切，雙雙逃向遠方）；三、忍痛重圓（忍痛割愛，做精神上的戀人）；四、保存自由（與徐悲鴻離婚，暗地做張道藩的情人）。蔣碧微選擇了最后一條路。

兩人深度糾纏30多年，在臺灣同居十年，張道藩始終沒給她妻子的名分。張道藩當時官至臺灣“立法院長”，妻子蘇珊到蔣介石官邸告狀，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聞界尤其是西方記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個美人遲暮的蔣碧微，還是要名譽、地位、前途？張道藩縱然糾結，卻依舊清醒。比起視感情大過天的徐悲鴻，他的政客本質表露無遺。

蔣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30年的煩惱、痛苦夾雜著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場夢。

蔣碧微依舊硬朗好強，毫不嘴軟地總結：“基于種種的因素，我決計促成他的家庭團圓。”

與他分手六年后，她完成了50萬字的回憶錄，上篇《我與悲鴻》，下篇《我與道藩》，1966年在臺灣出版，至今仍轟動遐邇。

兩岸相隔，她與子女音訊難通，暮年獨居近20年，寂然離世。

就像一個反諷，自尊到強悍的蔣碧微，人生的兩段感情都沒有名分。

她這一生，似乎始終沒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于不該時，用力過猛；于堅持時，綿軟無力。

對于一個女子，或許最遠的距離，就在進退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