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書叢里出生成長，大概也將在書叢里壽終正寢。我的外祖父的辦公室里到處是書，一年只在十月開學的時候打掃一次，平時不許撣灰塵。我早在不識字的時候就已經崇敬書籍，這些豎著的寶石，有的直立，有的斜放，有的像磚一樣緊碼在書架上，有的像廊柱一樣堂而皇之地間隔矗立著，我感到我們家是靠了書才興旺的。我在一間小小的圣殿里嬉戲，周圍是一些方方厚厚的古代藝術珍品，它們親眼目睹我出世，也將給我送終。書不離身使我有一個清靜的過去，也使我有一個清靜的未來。

從書里跳出來的句子使我驚恐不已，這可是真正的蜈蚣啊：音節和字母麇集在一起亂躦亂動，二合元音拉得長長的，雙輔音抖抖嗦嗦的。瑯瑯的讀書聲中鼻音很重，雖然休止和換氣時稍斷一斷，但仍舊渾然一體，抑揚頓挫地帶著許多我不懂的詞語向前流動，根本不搭理我。有時候沒有等我明白，就滑過去了；有時候我早已明白，卻大模大樣地搖來擺去一直拖到終點，連一個逗號也不給我落下。毫無疑問，這篇宏論不是為我而發的。

至于故事，則經過一番節日的打扮。樵夫、樵夫的老婆以及他們的兩個女兒，所有這些平民百姓，我們的同類，都變得莊嚴鄭重起來了。人們用華麗的筆調描述他們襤褸的衣衫，言詞裝飾著事物，使行動禮儀化，使事情儀式化。故事講到這里，就有人向聽眾發問，外祖父的出版商專門出版學校讀物，他自然不肯失去任何機會去訓練年輕讀者的智慧——

我好像感到有人在向一個孩子發問：要是處在樵夫的地位，你會干些什么呢？你喜歡兩姐妹中的哪一位呢？為什么？你贊成懲罰巴貝特嗎？這個孩子不完全是我吧，我可害怕回答呀。不過我還是作了回答，但我微弱的聲音消失了，感到自己變成了另一個孩子；安娜·瑪麗也是，也變成了另一個女人，帶著“天眼通”瞎子的神情。我感到我是所有母親的孩子，她則是所有孩子的母親。母親停下不念了，我生氣地從她手里奪回書，夾在腋下走了，連謝也不說一聲。

久而久之，我喜歡上使我神往的“啪嗒”翻書聲。莫里斯·布肖眼觀世界，關懷著兒童，宛如大商店的各部門主任關照著女顧客。我十分得意，無意中喜歡上預先編好的故事，而不怎么喜歡即興的故事了。我對言詞前后嚴密的排列開始具有感受力，每念一遍，書上都是同樣的詞，都是同樣的秩序排列，可以事先盼著。在安娜·瑪麗的故事里人物則是瞎碰運氣的，就像她自己瞎撞瞎碰一樣，但最后人人各得其所。而我好似在做彌撒，人名和事情周而復始地在我耳邊繚繞。

我于是妒忌起母親來，決心取而代之，強奪了一本書，書名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苦難》。我拿著書躲到堆雜物的房間里，爬到一張有欄桿的鐵床上，擺出一副讀書的樣子：我順著一行一行黑字往下看，一行也不跳過。我大聲地給自己編講故事，并且注意發清楚每個音節。

家人無意間撞見了我——也許我故意讓人撞見——喜出望外，決定教我識字，我很勤奮，活像初學教理的人，甚至于自己開小灶上課：我帶著埃克多·馬洛的《苦兒流浪記》爬到圍欄式鐵床上學起來。這個故事我記得很熟，一半靠死記硬背，一半靠連蒙帶猜，反正我一頁接著一頁地往下念，等念完最后一頁，我已經學會念書了。

應該區別兩種閱讀：一種是局限于某一時間范圍的閱讀，是閱讀一些直接有助于我的文學或哲學寫作的書和文獻；另一種是自由獨立的閱讀——讀的這本書是剛剛出版的，或者是由某個人推薦的，或者是一本我沒有讀過的18世紀的書。就它關系到我的整個人的存在、我的整個生活來說，這也是介入的閱讀，但它跟我那時要寫的一本書沒有什么確定的關系。

在這種對一切有文化者的無特定目的的閱讀中，我開始接觸到傳奇故事，那是在十歲時。尼克·卡特爾和布法羅·比爾以及跟他們同樣的作家，在某種程度上讓我看到了世界。布法羅·比爾和尼克·卡特爾的東西在美國很流行，從雜志每一期的插圖上看，尼克·卡特爾成了美國人自己的創造物。他看來確實像一個標準的美國人，就像人們在電影里看到的那種。他高大、強健，臉刮得很干凈，他被仆人和伙伴們陪同著，他們都是一樣的高大強健。

這些故事在某種程度上描述了紐約的生活。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