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時候不知道魚會生病，鳥會中毒，小孩子會死。但是我的父親知道，他是一個生物學家。后來我父親死了。我父親的學生告訴我，長江的魚不能吃了；在江邊白茅上飛著的鳥兒，飛著飛著就摔下來死了，是鉛中毒；在長江邊出生的孩子，有的小小年紀就得了肝癌。

在最近一次回江南的時候，我看見長江渾黃的水悶聲不響地流著，像一個固執的老人，拖著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充滿怨恨地從他的不肖子孫門前走過，再也不回頭了。

這時候，我感到，我必須告訴長江和長江邊的不肖子孫我父親的故事。我父親到死對長江都是一步三回頭。我希望到人們總算懂得該向自然謝罪的那一天，他們會想起我講過的這些故事。

魚的故事

我父親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帶著他在美國旅行了一次。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自己感興趣的照片。回來后，他把這些照片貼在影集上，每張照片下還寫上一兩句話，像是筆記。每次，我翻開他這本最后旅行的影集，看著他拍的這些照片和他寫在這些照片下的句子，感覺它們仿佛在講著一些關于父親的故事。

譬如，影集的第一頁，貼著兩張父親在夏威夷阿拉烏瑪海灣，用防水照相機在水下拍的魚的照片。紅黃相間的熱帶魚，在水草間平靜地游弋，逍遙自在。

父親在這兩張照片下寫著：“魚，魚，長江葛洲壩的魚是要到上游產卵的。”

父親到美國來看望他的兒女，才到一天，他就說：“我最多只能待一個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弟弟說：“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讓您的研究生去做吧。”父親說：“研究生威信不夠，沒人聽他們的。”我和弟弟就笑：“您有威信，誰聽您的？”父親唉聲嘆氣。但過了一分鐘，他又堅決地說：“長江魚兒洄游的時候，我一定要走。”

長江魚兒洄游的時候，我父親從來都是要走的。這個規矩從20世紀70年代長江上開始建葛洲壩開始。我記得父親的朋友老谷穿著一雙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寫字時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飯；父親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襖，唉聲嘆氣地在小客廳里轉來轉去。

“下游的魚上不去了？”父親問。

“我剛從葛洲壩來。魚都停在那里呢。葛洲壩的人還以為他們今年漁業大豐收，正抓魚苗上壇腌呢。”老谷說。

“你快吃，吃了我們就走。”父親說。

我當時不知道他們要到哪里去，只覺得他們惶惶不安，像兩個趕著救火的消防員。后來我知道他們帶著3個研究生去了葛洲壩。等著到上游去產卵的魚兒，一條條傻乎乎地停在壩的下游，等著大壩開恩為它們讓條生路。

最后，父親和老谷這兩個魚類生物學教授只好帶著研究生，用水桶把那些只認本能的魚兒一桶一桶運過壩去。并且，從此之后，年年到了魚兒洄游的時候，他們都要帶著研究生去拉魚兄弟一把，把魚兒運過壩去。這叫作“科研”工作。魚兒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親就得了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們是一個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們可以把屬于我們子孫的資源提前拿過來揮霍掉或糟蹋掉。我們喜歡子孫滿堂，可是我們的關愛最多到孫子輩就戛然而止了。至于我們的曾孫、玄孫有沒有太陽和月亮、清風和藍天，我們腳一蹬、眼一閉，眼不見心不煩。我們還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憂天——天怎么會塌下來呢？真是庸人自擾。我們的這種好感覺來得無根無據，卻理直氣壯。

鴨子的故事

父親影集的第二頁，貼的是一群鴨子的照片。那時候，我們找到了這個“天鵝湖”。湖里其實并沒有天鵝，卻停了滿滿一湖鴨子，一個挨一個，遠看密密麻麻，像一只只灰色的小跳蚤。我們的狗想到湖邊去喝水，一湖的鴨子突然大叫起來，像士兵一樣朝我們的狗列隊游過來，保衛它們的領域。父親哈哈大笑，拍了這張鴨子的照片。

在這張照片底下，他寫道：“鴨子，上海浦東的鴨子是長江污染的證明。”

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人們發現上海浦東、崇明島一帶肝癌的發病率非常高。父親有個很好的研究生，叫黃成，是孤兒，父母都得肝癌死了。他們家有兄妹5個，相親相愛，住在上海浦東地區。黃成讀書期間，大哥也死了，還是肝癌。人們不知道原因。父親就帶著幾個研究生開始了調查，研究為什么上海浦東地區的肝癌發病率高。

父親選擇研究在長江下游生活的鴨子。

研究結果出來了，上海浦東、崇明島一帶的鴨子活到兩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很明顯：長江下游的水質遭到嚴重污染。

1989年我父親帶著一個黑皮箱，去美國參加“國際水資源環保大會”。我和黃成送他上飛機。他的黑皮箱里裝著詳細的長江下游流域水資源污染狀況研究報告。不久，父親從美國回來了，并不高興。他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報告，談完污染就談整治措施。我報告完了污染，別人就問：‘你們國家的整治措施是什么？’我沒法回答。我們沒有。”那會是在二十幾年前開的，那時候環境保護還沒有被中國人當作重要的事情，在那個年代重要的事情是掙錢。人們熱衷于把自己的小家裝潢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門，門庭過道再臟也可以視而不見。誰還會去管那些流到長江里、讓鴨子得肝癌的東西。

去年，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見了黃成，他到美國來進行短期訪問。我問他：“你好嗎？”他說：“我來之前剛到上海去了一趟。我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了。”于是，我們倆都同時懷念起我的父親。黃成回憶起我父親寫過的許多論文、做過的許多報告，那些論文和報告早早地就把長江水資源的污染與危機呼吁出來了。不幸的是，在父親的有生之年，中國社會先是重視與天斗、與地斗，把人對自然的無知夸張成人是統治自然的權威；后來，社會又變成了只重視向天要錢、向地要錢，把人對自然的訛詐當作是從自然得來的財富。父親就像那個堂吉訶德，帶著他的“桑丘”——幾個研究生，向社會——這個轉起來就不容易停的風車宣戰，到死都一直在奮戰。

船的故事

父親影集的第三頁，是我們在卡羅拉多河劃船的照片。卡羅拉多河的河水是淺綠色的，我們的小機動船是象牙色的，父親高高興興地戴著漁民的草帽，把西裝褲腿高高地卷過膝蓋，笑瞇瞇地架著方向盤，像是回到了老家。我記得當時，有一只麻雀一樣的小鳥飛來停在船頭，弟弟就喂它面包吃。小鳥并不怕人，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我們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己招待起自己來。父親感嘆不已，說：“這種人和動物之間的信任不知要花多少代人的時間才能在中國建立起來。我們江南的麻雀見了人就像見了魔鬼一樣。”父親在開船，他讓我把他和小鳥還有船都照下來。

父親在這張照片下寫道：“要教育長江流域的老百姓。”

上海浦東的鴨子證明了長江被污染了后，我父親就長年在長江流域奔忙。他和他的研究生半年半年地住在漁民的船上收集資料。一年又一年，到魚汛的時候必定上船，從沒有間斷過。他們也收集長江流域變了形的鳥，有一只麻雀類的鳥長了3個翅膀，第3個翅膀很小，像小孩子衣服上被扯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著好玩，父親說：“這種變異可能也跟污染有關。”

父親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討論起這些因污染而變異的動物，一個個的表情如兵臨城下一般凝重。可長江沿岸的造紙廠和印刷廠依然往長江里排放污水；肺結核病醫院和精神病醫院依然往長江里扔廢棄的藥品。父親他們這些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到底能干什么呢？

父親依然故我地在長江上忙碌。后來我發現父親這樣做其實是為了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是父親生命的意義。這種精神不可以用“獻身”或“熱愛”等詞來描述。這種精神是一種冷靜的理性，是一種責任感。這不僅僅是對自己負責，而且是對子孫后代負責；不僅僅是對今天的發展負責，而且是對人類所生存的地球的未來負責。這是一種科學和人文的精神。為了這樣一種科學和人文的精神，父親和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忍辱負重，在最沒有科學和人文精神的年代，做了許多直到今天才被人們看出其重要意義的事情。

父親追悼會的故事

父親影集里的最后一張照片，是父親追悼會的照片。那是母親貼上去的。母親在照片下寫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生死一別，父親回歸自然。

像中國許多貧窮而執著的知識分子一樣，父親突然英年早逝了。除了這本影集和每張照片下寫的幾行對長江念念不忘的句子，他沒有遺言。

醫生告訴我們他的死因可能是鉛中毒。母親什么話也沒說，在長江魚兒洄游的季節快到來之前帶著父親的骨灰按時回中國去了。父親就這樣回到了長江邊。

父親在美國對長江是一步三回頭地依戀，他的追悼會當然應該在江南故里開。可母親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南京后，父親系里的系主任非常愧疚地對母親說，因為他們的書記倒期貨，暗自動用了系里的錢，結果錢全砸進去賠了，連教授和講師當年的獎金都發不出，實在拿不出錢來給父親開追悼會。最后，父親的研究生黃成來了，當時就捐了300塊錢為父親開追悼會，接著老谷也捐了，父親的其他同事和學生都捐了錢。母親哭了。

父親的追悼會是在長江邊開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學生，還有很多漁民。在追悼會上，父親的生平連貫了起來：

父親叫袁傳宓，出生在江南一個極富裕的地主家庭，畢業于金陵大學，在N大學生物系工作了一輩子。他年輕的時候非常洋派，打領帶，說英文，絕不是后來連西裝都不會穿的“漁民”。他還會瞞著母親把我和弟弟帶到雞鳴酒家樓上的西餐店去吃牛排。后來，“文革”開始了，他被下放到農村，在農村養了幾年豬。他跟所有被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一樣，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腦袋里祖宗八代的非無產階級意識統統扒出來清洗干凈，然后緊密地和工農打成一片。一有正常工作的機會，他就全力為長江的環境保護事業奔走呼號，直到死亡。這就是父親的一生，很簡單。父親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似乎沒有內心世界，他們的內心世界都得公之于眾。唯一還屬于他們私人的就是一種根植于中國優秀知識分子良心中的科學和人文精神。這是父親生命的支點。

父親的故事講完了，長江的故事還沒有完，也許永遠也不會完。后來老谷寄給我一份當地的報紙，上面報道了一個漁民捕到了一條長江珍稀動物——白鱘。報道里談到，從漁民到科學家，大家都為搶救這只白鱘盡力。老谷看完之后，一定要他的兒子把這篇報道拿到我父親的墳上去燒，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又因為長江里第一只白鱘是我父親發現并命名的，那家報社要我談談如果我父親看見人們對珍稀動物如此關愛后會怎么想。而這時候，父親已經去世9年了。我父親會怎么想呢？

我想，父親大概會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父親的科學家職業，讓他能夠比許多人看得遠一點。與其到動物瀕臨危機了，才來贊美人類對動物的關愛，不如不要干擾動物，讓它們和我們人類一樣，也在地球上有一個位置，過它們平和的生活。地球不是我們人類獨霸的，讓動物按照它們各自的本能自由地生活，我想這可能是父親會替魚兒、鴨子、鳥兒、白鱘發表的獨立宣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