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中的1941年,我四歲,在江西吉安讀一年級。小小年紀要走兩三里的鄉村田埂路去上學是我母親的意志。母親是農家女,目不識丁,希望兒子能早早識字,認一籮筐字,彌補做母親的不足。

開學第一天,母親起了個早,為我準備一頓特殊的早餐。用餐前,母親編排了一個富有象征性的儀式:我家有個小梯子,母親要我爬上三級,然后下來吃三個水煮蛋。在我爬的時候,母親說了一句愿望:菩薩保佑我仔步步高升!66個葉綠葉黃一晃而過,今天我還隱隱約約記得母親的這句禱詞。

走到餐桌前,母親要我吃掉一碗三個水煮蛋。“媽,湯怎么是黑色的?”“我放了一點兒香墨,你吃了會讀書,認字,認好多好多字!”

“好多好多”是重音,是江西南昌遠郊向塘的鄉音。

一個學期,我在課堂上學了不到100個字,但只有“家”這個字印象深刻。老師是這樣解釋的(《說文解字》):屋頂下養了頭豬(豕)的地方便是家。這樣的解釋,引起了我的興趣,對我的理智或智力是一次沖擊,而且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沖擊,意義重大——恰好當時我家養了一頭母豬。有一回我吃飯,豬在桌下轉悠,覓食,居然把我撞倒在地上。

四歲的我,會對“家”這個漢字的解釋發生興趣,說明在我的體內有“解釋世界的基因”。只是它一直潛伏著,要等到16年后才破土發芽。當時我在北大讀二年級。

關于“家”的故事,四歲那年朦朧的小覺醒僅僅是開始萌芽。后來我從事人類文明之旅的研究,意識到作物栽培和畜牧業的發明(合起來才叫農業)有多層含義,其中一個是讓人定居下來,不再為采集食物到處漂泊不定。

今天我才明白,我這一輩子都在尋找家。我永遠走在尋家的路上。一日不尋家,便一日無家可歸。家不是一枚金幣,可以安安穩穩地放在口袋里永久性地、一次性占有。家不是完成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1941年冬天,我做家庭作業。在一盞昏暗的豆油燈下,我描紅。紙張很差,比不上今天的手紙。紅字“上大人孔夫子”,我用毛筆在上面描。母親在我身旁做鞋底。

記得當我寫完一張紅模了,母親便說:“仔呀,去困覺喲!明天一早又要去上學。”

等我鉆進了被子,母親便將一個燈芯滅掉,只留一個,讓它繼續點燃,發光,照亮。

在昏暗的豆油燈光下,母親把我的課本從布書包里拿出來,將卷成直角的一頁頁用手撫平。因為母親生性愛整潔。

66個春去冬來,今天在回顧中,我才懂得那便是普天下的母子情,也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之一:舊夢青燈在,新秋白發知。是的,童年的夢境,只有落進日后白發的追憶中,才會見出它的深層含義。

如果當年的照明是60瓦的明亮電燈泡,而不是農業文明時期悠悠晃晃的豆油燈,我今天的回憶還會擁有這樣濃郁的詩意嗎?還會像我此時此刻“心游萬里關河外,詩成燈影雨聲中”嗎?

農業文明詩意多,工業文明詩意少——這是我一再體驗到的一個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