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嘴一直張開著，像是要說些什么，又像在盼著什么，但此刻的父親已失去了表述的能力，因為他的呼吸已經停止。

父親的雙眉一直緊皺著，像是在怨什么，怪什么，但此刻的父親也已失去了責怪的能力，因為他的心臟已停止跳動。

收到父親病危的電報，我正在內蒙古的包頭市與烏拉特前旗交界的一個山溝溝里，空軍高炮某師的師部就隱蔽在這個叫哈達門溝的山溝里，當時我在師政治部任秘書。內蒙古的一個山溝與老家的紹興水鄉，在當時顯得是多么遙遠，但父親病危的電報無異于一紙命令，無論如何，我都要回家見父親一面。

我在心里默默地對著遠方的父親喊：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彌留之際，父親的病榻前圍著親人，母親附下身去安慰父親：“給阿浩的電報已發出，他一定會趕回來的。”沒想到這句純屬安慰的話，竟激起父親近乎憤怒的反應，父親調集起全身僅有的一點力量，皺起了眉頭。父親的嚴厲反應震驚了身邊的親人，但很快又都讀懂了這皺眉的含義。

父親有一顆高貴的心，在生命以分秒計算的最后時刻，他想的不是自己的不久人世，而是不要影響小兒子的工作，他不愿讓小兒子經歷奔波，跋涉數千里見他最后一面——父親的心是金子做的。

就在父親皺眉的那一刻，我已經鉆出哈達門溝，踏上了南下東進的行程。

在鐵路客運一票難求的上世紀80年代初，這注定是一個困難重重的行程，僅坐車時間就得50小時，加上中轉換乘，簽字買票，時間無法把握。昏迷中的父親像是比誰都清醒，他一定料到兒子這一急匆匆的行程一定不會輕松。

鉆出山溝，我必須走京包線、京滬線、蕭甬線。而其中的京包線，地勢復雜，時速不到60公里，不僅要過草原沙漠，更有高原山嶺，著名的八達嶺就在京包線上，而詹天佑苦心設計建造的“人”字型路線，為的就是翻過八達嶺。

父親皺眉的那一刻一定想到了這些困難。

我心里不停地喊著：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人間自有溫馨在，更有迷人的天倫之樂；但人間又不乏冷酷與無情，就在我鉆出山溝，登上包頭至北京的170次列車時，又一封電報送到哈達門溝，電文是：“父病故速回”。

父親的心臟在跳動了69年后終于停息了。在完成最后一跳時，一幕令人震驚的情景出現了：父親的嘴竟慢慢地張了開來！

我不能不相信有靈魂的存在。

是的，父親是會張嘴的，我相信父親會張嘴，我懂得父親張嘴的含義。

那是1973年的3月，在我當兵的第五年，有了第一次回家探親的機會。當時父親是上海一個化工廠的工人，化工廠在上海東邊的軍工路上，由工廠到車站要換3路公交，想像得出，那天父親一定很激動，他早早來到車站，并憑電報進了站臺。

列車徐徐開進上海站，5年不見父親了，我早早來到車門口，搜索著父親的身影。猛然間，我心里一酸：隔著車窗我見到父親了：兩鬢斑白，背微躬著，這一年正是父親的花甲之年，父親老了。

但隨即，我心里又一熱，我見到父親的嘴不自禁地大張著，見兒心切的情感全都刻在這張張嘴的臉上了。

我的父親，他急切想見兒子的表情就是張嘴。

等我，爸爸，您無論如何要等我——我對著遠方張嘴的父親喊。

在心臟停止跳動后的3天時間里，父親的嘴一直頑強地張著，他何嘗不想最后見小兒子一面。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父親一定受著矛盾心情的煎熬，冥冥中，父親堅信，收到電報的小兒子一定會回來的。

是的，爸爸，我回來了，您的小兒子回來了。我穿過草原沙漠，翻過八達嶺；我跨過黃河長江，奔波5000里，經過3天2夜的艱難行程，我到了杭州，只消再向前跨出一步，我就可以摸到父親的手了，就可以撫平父親的雙眉，托起父親的下巴，但是所有這些竟然都不可以，我被堵在杭州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這幾天幾夜的行程會在杭州戛然而止。

到了杭州才知道，父親病故已2天，愛人與不足3歲的女兒已去了紹興。我不知道杭州這一夜是怎么熬過的，不知道次日凌晨怎么到的杭州站，怎么坐上了去紹興陶堰的列車。

80年代初又是通訊十分閉塞的年代，誰都不知道我已到了杭州，又誰都不知道我已坐上了回陶堰的列車，而這天上午，父親就要出殯了。

就在父親出殯的那一刻，我乘坐的列車已經駛入紹興境內，正向著陶堰開來。

相信父親一定聽到了小兒子漸漸近來的腳步聲，一定聽到了車輪的咣當聲，因為他的嘴一直是那樣張著……

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等我……

到陶堰只有慢車，一趟名副其實的慢車。上午8點10分左右，列車終于停靠在了陶堰，火車站離我們村還有5華里。

我被慢折磨了3天3夜，我必須快，而快的唯一方式就是跑步。跳下列車，我躍過站臺欄桿，不經出站口，抄小路向著老家的村莊跑去。可以感覺到，路上的行人紛紛投來驚異的目光，我什么都顧不得了，只想著無論如何要見父親一面。

我還是這樣喊著：等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等我。

“啊呀，阿浩，你回來了？”突然，我被一個熟悉的聲音叫住了。

“出殯的船已經走了！”

走了？父親走了？！

走了，父親是真的走了。帶著遺憾，帶著無奈，帶著對兒子既疼又盼的矛盾心情，皺著眉，張著嘴，永遠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