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他四處追打蒼蠅，裝進火柴盒，裝得滿滿騰騰，一盒一盒交給班主任，這是六歲的劉香成唯一能為自己處境做的努力——比別人更起勁地除四害來爭取紅領巾。他所在的福州軍區古北一中小學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當時是‘全紅一點黑’。”

小學四年級他被在《大公報》任職的父親接去香港，學校在操場上特意舉行了一個儀式，讓他戴著紅領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點紅’。”

1976年，他以美國《時代》記者的身份回到中國，戴著黑紗的廣東人面對他沉默不語，但從他們的身體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覺到“不平常的平靜”，那是人從一個境界到了另一個境界時才會出現的東西——一種只能“意會”的狀態。

三年后，他在大連理工學院，早上散步的時候，走到一座雕像前，看到一個小伙子踩著輪鞋滑過，他拍下這張照片，因為這個瞬間表達出了他意會到的東西一“一種內在的無比解脫和面對著不明確未來的感覺”。

二

我問他一個行業的啟蒙怎么開始，他說有個詞叫“泡”。沒這個不行。

當年他在《生活》雜志做實習生的時候，給著名的攝影師基恩·米利當過9個月實習生。那時老頭兒已經72歲了，“整整9個月里，他從沒有談過技術問題。”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會把自己挑的圖片貼在墻上，跟他一起看，告訴他，“這張好，那張不好。”

為什么?因為“解讀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在《時代》的時候，雜志社的人會對他說，劉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們一起朝圣、喝茶。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裝箱，運到另外一個國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學。照片是這樣泡出來的。

他說現在的中國文化里少“休閑”，我理解他是說少一種不計功利的悠然自得的樂趣，少這個，文化的發展就不豐沛。他說現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創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濱呆著才叫休閑，“他們成天忙著休閑，哪兒還知道什么是休閑呢。”

三

談起他現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料，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對歷史圖片的整理編輯上。

他看到龐大中國在文化上的裂痕，“我們缺乏一個共同的標準，同樣一件事，我們在北京談論，和我們在甘肅，在福建，在廣東談論，還能是同一個概念同一回事嗎?現在我們不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發展到這個程度，每個人都在喊口號，希望人們能聽見他們的聲音，這是不行的，不是一個有文化的國家的表現。”

他舉荷賽評獎當評委為例，說第一輪只要有一個評委舉手照片就可以進入下一輪，第二輪是三人舉手，第三輪是五人舉手，等進入最后一輪才開始爭論。“爭得脖子都紅了。那不要緊，因為之前有一個共識的基礎，不需要再為基本的標準爭，不像國內。”

掙脫單一標準之后，又沒有來得及建立起共識，在這種空洞里，人們就會感到茫然若失。

劉香成對中國近代以來歷次極端化的政治運動多有反思，他總結不能保持理智與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開放的心態，必須對自己的歷史盡量客觀、準確地去正視和反思，因為歷史是我們的共同記憶。中國如何對待它的歷史，將會影響中國將來如何發展。這太重要了。”

他說：“我已經60歲了，不可能再走進戰場，但是整理歷史這樣的事情，卻需要我這樣一個人。要像剝洋蔥一樣，慢慢一片片剝下去，過程層層展示，結論則完全開放。”

他說：“過去是未來最好的向導。”

四

九十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舊書店里看到賽珍珠為林語堂的書寫的序，說：“常常翻開寫中國的書，又失望地合上，因為里面有很多虛弱的言過其實。人們在狂熱地為一個不需要辯解的國家辯護。”

這是他的定義：“什么是中國人?中國人能夠在33年中熬過25場運動。”

他與上個世紀30年代林語堂一樣，選擇用誠實表達他的尊敬。“或許我也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讓他們知道。因為一個人可能會一輩子披著一件愛國主義的外衣，衣衫襤褸，招搖過市，不僅在中國，而且到國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誠相見，因為我與這些愛國者不同，我并不為我的國家感到慚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煩都公諸于世，因為我沒有失去希望。中國比她那些小小的愛國者要偉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們來涂脂抹粉。她會再一次恢復平穩，她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他說：“中國是在不變之中激變，要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