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中國英語教育制度是權力教育的后果

作者:許智博

在2000年回國之前，畫家陳丹青并未料想到“英語”會對他構成困擾；自從8年前他從清華大學辭職后，幾乎不再談論“英語考試”話題。不過，作為“炮轟”英語考試制度的第一人，他至今仍對應試教育感到絕望：“十多年了，講了根本沒用嘛，巍然不動。”

“我是知青，不懂英語”

“英語”對少年時代的陳丹青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的父親一輩，不少人精通外語。在廣東老家上高中時，他的父親已經有很好的英文教材和英語教學。1947年陳家老父考入上海海關學院，教授清一色是英美人，包括當時還很年輕的費正清。學校課程全部英文，“我父親的高中英文程度就能考入洋人在上海辦的大學”。

“上海是殖民地，1949年前，很多傭人都會講英文，不跟外國人接觸的市民也喜歡胡謅英文。為什么？因為很多上海口語夾雜英文，沒受過教育的市井之徒也能講幾句英文。”陳丹青以他的老師之一、連環畫大師賀友直為例，“他1949年前是個苦孩子，做過學徒、當過國民黨兵，1949年后政府培養他畫連環畫，今年90多歲了，隨口講很多英文短句，就是上海街巷聽來的。那時說洋話是風氣，是時髦，有種優越感——‘我會講幾句英文’。”

2005年陳丹青批判英語考試制度被公開后，清華大學退休老教授孫復初站在他一邊。孫教授與陳父同齡，他也說，1940年的中學生，初中可讀英文小說、唱英文歌，高中就用英文寫信、寫作，“相當數量的學生口語也很好”。孫在建國后主持編寫《英漢科學技術詞典》出版發行數十年，是很多科技人員必備的工具書之一。

“我父親和孫復初教授的回憶是相同的，他們說，到了大學還要嚴考英語，民國沒這事兒！”陳丹青說，“當年你能進大學，就假定英語的讀、寫、聽，已經過關，今后只是對專業口，深造提高的問題了。”

到了陳丹青這代“50后”讀小學時，情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官方文獻記載明確了1964年教育部將“第一外語”從俄語轉換英語，但陳丹青完全不知道：“1964年跟蘇聯整個兒鬧翻了，可是1966年‘文革’爆發，所有外語教育都停止了”。

1966年陳丹青小學畢業，此后再沒受過正規教育。“文革”初始，小孩們因為學校關閉、不用上課而雀躍。“大家瞎混到1967年，毛主席說復課鬧革命，我們按指定區域，一律免考，就近入學。入學后，語文數學課本一律沒有，英語教材只有幾頁油印本，上了幾課就下鄉下廠了。”他們學的幾句英語，無非就是——“打倒美帝國主義”、“毛主席萬歲”。

1978年，陳丹青投考“文革”后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研究生，他在外語考試考場上寫道：“我是知青，沒上過學，不懂外語。”然后起身離去。外語零分，專業課高分，他就這樣成為研究生。“這樣的例子不是一個兩個，所有‘文革’過來的考生，十之有九不會外語。當時國家強調‘擇優錄取’，強調‘業務’。你畫畫好，跳舞好，數學好，外語差不要緊，進門再補。但這種狀況很短暫，進入1980年代，外語教育越來越嚴格了。”陳丹青回憶說。

有趣的是，藝術研究生的教學依舊與英語沒有交集：“那時學院有個天真的預想：這批研究生可能被公派赴法留學，于是美院請來外語學院法語老師，專為研究生開設小班，學了半年多。其實當年國家太窮，哪會公派，現在我只記得幾個單詞了。”

“只是生存需要”

兩年后，27歲的陳丹青完成《西藏組畫》，震動美術界和文藝界。留校任教一年后，他自費去紐約留學。但“英語”仍未成為他的焦慮，只在出國前半年靠當時流行的大眾教材《英語900句》，突擊學習會話。

到紐約后，陳丹青在唐人街一家華人開辦的英語學校上過半年課，“上得很不認真”。他說：“我不是個好學生。但我在語言上不是特別笨，一兩年內就能對付口語，四五年后，大概單獨講演半個鐘頭也可以，再后來，能和當地藝術家談些帶點專業用語的對話，但單詞很少。我的問題是聽和寫、講，今天也還可以，大約相當美國初中生水準吧。”

作為“文革”后第一批走出國門的尋夢者，他自認幸運：一到紐約，就有美國畫廊老板找他簽約。這家叫瓦里芬德利的畫廊位于曼哈頓五十七街，陳丹青成為第一個和畫廊合作的中國人。

幾年后，由于厭倦重復西藏主題，陳丹青不再走畫廊路線。他說，英語不佳，從未成為在紐約的困境，因為整個藝術界只看作品，從不計較作者的英語。英語的重要性主要針對兩種人，一是必須在美國上學深造，一是必須在美國公司上班謀生。“我是自由職業者，從未遭遇語言問題的障礙。”

“到國外，英語不是學習問題，不是考試問題，而是生存問題。你要接電話，要購物，要交稅，要去各種機構辦事，你非得會說英文。在美國呆久了，大部分受過普通教育的人，生活會話都不錯。但我不會說這是學習英語的結果，而是切切實實的生存的需要。”

1988年，陳丹青的夫人和女兒來美團聚。之前，他擔心孩子如何入學，結果美國入學規矩簡單到“只需要一個信封”，證明你是學校附近的常住居民，任何族裔的孩子立馬可以上學。語言問題怎么辦？“我女兒來時8歲半，讀到小學三年級，能寫幾百字的中文作文。但半年后她就忘了中文，天天看美國電視，和任何美國人交談，很快就變成美國孩子了。”

此后，陳丹青就以女兒的經歷勸那些移民美國的家長，他們“半年后根本不用操心孩子的英語水平這事，每個孩子滿嘴英語，非常快”。在美國18年，陳丹青目擊移民美國的各國孩子越來越多，美國為了這些孩子，包括大量非法移民，不斷擴建中小學：“我都不知道美國師資怎么跟得上，在美國，上學是天賦人權，哪家家長不送孩子上學，是犯法的。”

至今，陳丹青坦承“從未融入美國社會”——他說，他連中國社會也未“融入”——他讀中文《世界日報》，讀中文書，聽木心先生講世界文學史。“我連中文都沒學過、沒學好，所以從未焦慮自己英文不好。”畢竟，藝術超越語言，他表達自己，并不深受英文的困擾。他認為，一定程度的英語會話足夠與人溝通，交友，甚至深談：“人與人的交流，人表達觀點情感，還看你的語言能力，而不一定是外語能力。‘語言天分’和‘外語程度’是兩回事，許多精通外語的人，說話木訥笨拙，更說不出有趣的、有深度的話。”

“用一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

2000年，陳丹青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聘為教授、博導。當年報考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5名入圍，但因外語不過關全部落榜。為陳丹青首次招生不致落空，校方特意讓五位考生轉以“訪問學者”名義入學。然而一年后，5名“學者”再次因為英語分不過線離開清華；同年，二十多名投考陳丹青畫室碩士生的考生無一人通過英語和政治考試。

“我完全瘋了！”陳丹青回憶道，“這還不如‘文革’后我上學那會兒啊！”當年年底，他在上海《藝術世界》專欄上以四千多字長文“痛罵”藝術教育的英語考試制度，題為《我們上百年文化命運天災人禍的總報應》。這是國內第一篇痛陳英語考試制荒謬而誤人的文章，立即被不少大學生復印放大后，貼在校園里。

2002年，青島女孩吳雯投考陳丹青的研究生，專業第一，外語、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她花整年時間在京租房，日日專攻英語和政治，翌年再考，英語仍差一分，被斷然拒絕。

2004年，吳雯去倫敦自費留學，毫無懸念考入當地藝術學院研究生，之后兩年給陳丹青的電郵全是英文，“遠遠超過我的英文書寫”。

2003年年底，當三位本科生決定報考他的研究生后，他辛辣地寫道：“棄置畫筆，春夏秋冬專攻外語和政治，預備投考研究生，此乃當今所有文藝壯丁的青春修行。我預祝他們成功，等著他們失敗。”

就這樣，僅僅因為英語考試，陳丹青4年沒招到一個研究生。2004年10月，他向校方清華提出辭呈，迅即引發全社會對于英語考試和英語教育的大規模質疑。

“我觀察他們怎么教英文，發現一切的一切只為考試。我父親和孫復初教授啟發了我：英語教學越規范，越可怕。靈活的、有智慧的、能夠帶來熱情的、曾經非常有效的英語教學，消失很久了，一切讓位給考試。被英語考試毀滅的不僅是落榜學生，而是首先毀滅了英語教育本身！這樣的制度讓你痛恨英語，因為最后，你學來那點可憐的英語，全部還給考試。”

盡管任教期間，陳丹青不停地“瘋狂叫囂”，但體制卻毫無回應。更讓他感到心寒的是學生的態度，辭職兩年后，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邀請他參加一期辯論“英語四、六級該不該廢除”。好幾位咄咄逼人的女同學堅決支持考試制，稱高校應該“培養人民的藝術家”，而非招“民間藝人”，這樣“中國作為泱泱大國才能更加崛起”。陳丹青說他當時氣得無法開口說話，最后只能委婉地說：“這是社論語言，不是年輕人的語言。”

“這已不是外語教育問題，而是權力教育的后果。”他說，“你什么都不能做，做了也沒用，因為你沒有權力，很簡單。”

所以當陳丹青得知“三年內高考取消英語”的消息，第一反應是：“什么原因導致教育部出臺這個政策。哪個部門、哪個官員、通過哪一級批準，這種政策才會出臺？才能實現？目前沒有人確知理由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尤其是，取消之后，外語教育怎么教？”

“我不樂觀。英語教材改不改？教學方式換不換？替代方案、后續措施是什么？是否更合理？各校第一線教師是否知情？是否同意？只要這些不清楚、不改變，英語教學的無效性和荒謬性，不會改變。我看不到英語教學廢除強制性考試，或降低考試門檻后，短期內會有良性轉變。”

他的語氣仍和多年前一樣冷靜而無奈：“絕不僅僅在教育領域，在所有領域，總是有一個粗暴的、荒謬的、明顯不奏效的政策，無視下情，罔顧規律，強行實施很久很久，非得到兩三代人給廢了、耽誤了、扭曲了，非得整個情況早已無可挽回，這才出臺另一個同樣輕率、同樣極端，尤其是，同樣傲慢的政策，用來廢除上一個政策。總是這樣的：用一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