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網格化是啥來的

一、從總體性社會到社區建設：基層國家——社會關系的變遷　　自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在“動員型集體主義”的發展模式下，中國社會始終是一個結構分化程度很低的總體性社會。

在此種社會體制下,國家對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實行全面的壟斷，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個中心高度重疊,國家政權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而總體性社會的主要制度載體就是單位制。

單位制的起源可追溯到建國前根據地時期所形成的對“黨的革命隊伍”的特殊管理體制，這種體制在生活上對成員一律實行供給制并且具有嚴格的紀律和高度的政治意識。

建國后，黨將這種組織結構延伸到工廠、商店、學校、醫院、黨政機關等社會的各種組織和機構中，將其變成單位。

單位幾乎壟斷了所有與成員有關的社會資源，使單位人完全依附于國家，從而形成了一種集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功能于一身的高度合一的綜合性社會管理體制。

二、網格化管理的勃興　　所謂網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區管理體制不變的基礎上，按一定標準將城市社區劃分為若干個單元網格，并搭建與統一的城市管理數字化平臺相連接的社區信息化平臺，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種監督與處置相分離的新型基層管理體制。

作為我國政府在基層社會管理模式選擇上的最新嘗試，網格化管理模式最早誕生于“數字城市”建設之中，是一種通過數字化平臺整合資源、傳遞信息以加強管理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維穩任務凸顯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創新的背景之下，網格化管理表現出巨大的社會治理功效，在政府各部門得到較高的肯定性認同，并顯示出極強的橫向拓展和復制的能力，很快擴展到社會的其它領域，逐漸在社會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1句】：網格化模式的功能　　網格化模式之所以為政府所推崇，主要是較之原有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其在社區治理上所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功能：　　1) 社會控制功能　　網格化模式核心的特征，是社會管理的重心下移。

而網格化管理模式則有利于克服這一弊端，它通過政府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將原有的區級行政職權和資源直接下沉到街道，覆蓋到社區，實際上是在社區層面上對原有“條線”部門進行了重新的橫向協調。

同時，由于它是在社區邊界不變的前提下劃分的更小基層單位——“網格”中展開，使得其對下沉的行政資源重新整合更為容易，變革的制度阻力也較小。

網格化模式正是通過行政力的下沉實現了政權力量和社會個體在更微觀的層面上實現了聯接，個體更加明確的被納入了社區管理的軌道中，從而使社區治理的實際績效大大提高。

　　2) 信息傳遞功能　　網格化模式可以看做是數字信息技術嵌入到科層化行政體制過程中引發的制度與技術互動的產物。

在信息化時代，網絡往往會使社會事件產生一種瞬間無限放大的效應，故在轉型期的城市基層治理中，那些看似是微小的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理就可能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社會后果。

而網格化模式通過網格管理人員的定時巡視和排查，將對社情民意信息的掌控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收集”，及時掌握第一手的社區動態，從而使得信息的“收集——反饋”間隔時間大大縮短。

　　3) 社區服務功能　　網格化模式的另一功能優勢便是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上，在以往城市基層權力結構下，公共服務資源只能下沉到街道一級，“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上級布置的各種難纏事務的具體執行都落到了街道頭上，面對面積過大、人口過多的社區，街道仍沿用行政化控制手段，自然難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提供效率，而處于上級的條線部門又可以憑借其分工權限的制度設置，相互推卸責任。

網格化模式則是將公共服務的權責直接下沉到社區，在街道和社區之下建立了一個更小的執行單元——網格，將過去各自為政的資源重新整合并合理配置，這無疑有利于公共服務的提供效率。

【第2句】：網格化模式的局限　　網格化模式之所以能夠體現出上述諸項優勢，主要源于政府行政力的下沉。

面對當前社會群體多元化、社會矛盾復雜化的局面，網格化模式的推出體現了政府基于全面掌控基層秩序、實現社會穩定的心態。

通過社會管理的下沉，將城市社區個體納入到社會行政管理體系當中，所體現的仍是傳統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治理思維。

在這一意義上，網格化管理在本質上仍然是技術治理背景下行政科層化力量的進一步展開。

它是在未觸動原有“街道——居委會”體制的前提下在網格——社區之下細化出的微小單位——實現的一次行政資源和服務資源的整合。

從網格化模式的制度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其三大功能中，仍是以社會控制作為目標的。

正是因為如此，因缺乏社區力量的參與，在基層管理的權力結構上，它并沒有實現由“垂直結構”向“平面結構”的轉變，這使得它在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 從社會公共服務層面來說，網格化所能提供的服務較少，服務面較窄，帶有很強的執行行政任務的色彩，其持久性令人懷疑。

盡管在網格中幾乎投入了街道——社區所能掌握的所有行政資源，但仍距城市基層全面的公共服務型治理甚遠。

也就是說，網格化模式中社會管理的“下沉”中，行政責任的下沉多，而服務資源的下沉少。

技術治理改革的主要特征在于目標責任和量化考核，但是它并不能打破條線部門的科層結構和信息資源的壟斷地位，而全面的公共服務治理仍有賴于條線部門的權責在宏觀意義上的橫向整合與聯動，而網格化顯然還無法做到這一點。

　　2) 從社會管理層面來說，由于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質是政府行政力的強力下沉，將國家政權力量向基層社會的延伸，剛性的行政力是其維系的核心，運作結構缺乏彈性。

網格化模式主要著眼于社會秩序的控制，它所代表的社會管理的下沉，實質上仍是政府行政力的下沉。

　　事實上，城市基層社會秩序的維護一直存在于兩個維度，即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維度與居民自上而下的自治維度。

在社會矛盾顯著增加、政府管理難度加大的背景下，城市基層社會秩序的維護實際上取決于這兩個維度良性互動的程度。

由于網格化模式所代表的行政力擴張的趨勢，其具備潛在的形成新的城市行政管理層級的可能性，不僅與簡化政府城市行政管理級別的趨勢不符，同時也蘊含著基層政權內卷化的風險。

這無疑與社區治理的另個維度——社區自治之間形成張力，使原有的“國家—社會”結構發生變化。

金鵬信息網格化管理軟件

社會治理網格化是啥來的

一、從總體性社會到社區建設：基層國家——社會關系的變遷　　自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在“動員型集體主義”的發展模式下，中國社會始終是一個結構分化程度很低的總體性社會。

在此種社會體制下,國家對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實行全面的壟斷，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個中心高度重疊,國家政權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而總體性社會的主要制度載體就是單位制。

單位制的起源可追溯到建國前根據地時期所形成的對“黨的革命隊伍”的特殊管理體制，這種體制在生活上對成員一律實行供給制并且具有嚴格的紀律和高度的政治意識。

建國后，黨將這種組織結構延伸到工廠、商店、學校、醫院、黨政機關等社會的各種組織和機構中，將其變成單位。

單位幾乎壟斷了所有與成員有關的社會資源，使單位人完全依附于國家，從而形成了一種集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功能于一身的高度合一的綜合性社會管理體制。

二、網格化管理的勃興　　所謂網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區管理體制不變的基礎上，按一定標準將城市社區劃分為若干個單元網格，并搭建與統一的城市管理數字化平臺相連接的社區信息化平臺，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種監督與處置相分離的新型基層管理體制。

作為我國政府在基層社會管理模式選擇上的最新嘗試，網格化管理模式最早誕生于“數字城市”建設之中，是一種通過數字化平臺整合資源、傳遞信息以加強管理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維穩任務凸顯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創新的背景之下，網格化管理表現出巨大的社會治理功效，在政府各部門得到較高的肯定性認同，并顯示出極強的橫向拓展和復制的能力，很快擴展到社會的其它領域，逐漸在社會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1句】：網格化模式的功能　　網格化模式之所以為政府所推崇，主要是較之原有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其在社區治理上所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功能：　　1) 社會控制功能　　網格化模式核心的特征，是社會管理的重心下移。

而網格化管理模式則有利于克服這一弊端，它通過政府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將原有的區級行政職權和資源直接下沉到街道，覆蓋到社區，實際上是在社區層面上對原有“條線”部門進行了重新的橫向協調。

同時，由于它是在社區邊界不變的前提下劃分的更小基層單位——“網格”中展開，使得其對下沉的行政資源重新整合更為容易，變革的制度阻力也較小。

網格化模式正是通過行政力的下沉實現了政權力量和社會個體在更微觀的層面上實現了聯接，個體更加明確的被納入了社區管理的軌道中，從而使社區治理的實際績效大大提高。

　　2) 信息傳遞功能　　網格化模式可以看做是數字信息技術嵌入到科層化行政體制過程中引發的制度與技術互動的產物。

在信息化時代，網絡往往會使社會事件產生一種瞬間無限放大的效應，故在轉型期的城市基層治理中，那些看似是微小的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理就可能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社會后果。

而網格化模式通過網格管理人員的定時巡視和排查，將對社情民意信息的掌控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收集”，及時掌握第一手的社區動態，從而使得信息的“收集——反饋”間隔時間大大縮短。

　　3) 社區服務功能　　網格化模式的另一功能優勢便是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上，在以往城市基層權力結構下，公共服務資源只能下沉到街道一級，“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上級布置的各種難纏事務的具體執行都落到了街道頭上，面對面積過大、人口過多的社區，街道仍沿用行政化控制手段，自然難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提供效率，而處于上級的條線部門又可以憑借其分工權限的制度設置，相互推卸責任。

網格化模式則是將公共服務的權責直接下沉到社區，在街道和社區之下建立了一個更小的執行單元——網格，將過去各自為政的資源重新整合并合理配置，這無疑有利于公共服務的提供效率。

【第2句】：網格化模式的局限　　網格化模式之所以能夠體現出上述諸項優勢，主要源于政府行政力的下沉。

面對當前社會群體多元化、社會矛盾復雜化的局面，網格化模式的推出體現了政府基于全面掌控基層秩序、實現社會穩定的心態。

通過社會管理的下沉，將城市社區個體納入到社會行政管理體系當中，所體現的仍是傳統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治理思維。

在這一意義上，網格化管理在本質上仍然是技術治理背景下行政科層化力量的進一步展開。

它是在未觸動原有“街道——居委會”體制的前提下在網格——社區之下細化出的微小單位——實現的一次行政資源和服務資源的整合。

從網格化模式的制度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其三大功能中，仍是以社會控制作為目標的。

正是因為如此，因缺乏社區力量的參與，在基層管理的權力結構上，它并沒有實現由“垂直結構”向“平面結構”的轉變，這使得它在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 從社會公共服務層面來說，網格化所能提供的服務較少，服務面較窄，帶有很強的執行行政任務的色彩，其持久性令人懷疑。

盡管在網格中幾乎投入了街道——社區所能掌握的所有行政資源，但仍距城市基層全面的公共服務型治理甚遠。

也就是說，網格化模式中社會管理的“下沉”中，行政責任的下沉多，而服務資源的下沉少。

技術治理改革的主要特征在于目標責任和量化考核，但是它并不能打破條線部門的科層結構和信息資源的壟斷地位，而全面的公共服務治理仍有賴于條線部門的權責在宏觀意義上的橫向整合與聯動，而網格化顯然還無法做到這一點。

　　2) 從社會管理層面來說，由于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質是政府行政力的強力下沉，將國家政權力量向基層社會的延伸，剛性的行政力是其維系的核心，運作結構缺乏彈性。

網格化模式主要著眼于社會秩序的控制，它所代表的社會管理的下沉，實質上仍是政府行政力的下沉。

　　事實上，城市基層社會秩序的維護一直存在于兩個維度，即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維度與居民自上而下的自治維度。

在社會矛盾顯著增加、政府管理難度加大的背景下，城市基層社會秩序的維護實際上取決于這兩個維度良性互動的程度。

由于網格化模式所代表的行政力擴張的趨勢，其具備潛在的形成新的城市行政管理層級的可能性，不僅與簡化政府城市行政管理級別的趨勢不符，同時也蘊含著基層政權內卷化的風險。

這無疑與社區治理的另個維度——社區自治之間形成張力，使原有的“國家—社會”結構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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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網格化管理推進社會治理

社會綜合治理是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要求，我國的社會治理由過去的“綜合治理”轉為“平安建設”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和創新。

雖然平安建設不是鄭州最早提出的,但鄭州經驗為平安城市建設的科學內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9+X”模式,并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我們需要在四個全面戰略格局背景下來看鄭州市實現社會治理模式轉變的經驗,金鵬信息專家認為其如下七條經驗值得肯定:一、深化平安建設,安全幸福為本從全國的情況看,一般的平安建設推行已久,而鄭州推行的是深化平安建設,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在于安全為本、幸福為本、民心為本。

二、整合社會資源,全民共建共享這一點,前面發言專家談的較多,我就不展開了,只要看看鄭州各類社會組織、各類志愿者參與社會治理工作的大格局和正能量,就可知概況。

三、抓住疑難重點,建設善治區域比如“9+X”的重點行動經驗。

我們去開發區,他們提供的經驗就是規定動作9,后面用其他顏色標志出自選動作3,就是9+3,也即根據不同時空條件來確定各基層、領域的疑難重點,更有效地建設善治區域。

此經驗符合鄭州的實際且有成效,值得點贊和推廣。

四、深入宣傳發動,加強督導考核此點是以往人們堅持群眾路線、落實責任機制的通行經驗,用到深入平安建設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也是值得點贊和推廣的。

五、保障隊伍建設,優化執法環境鄭州的做法表明,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抓好法治隊伍建設,才能在高層決策、頂層設計和基本方針確定之后,由上往下直到基層都能扎實推進;同時,須要不斷改善執法環境,否則,執法工作、社會治理沒有良好環境,得不到社會各方理解和支持,那就不能持久;　　其次,從建設法治中國的愿景來看,鄭州的做法回應、契合了現代法治的新趨勢、新理論。

六、鄭州網格化管理經驗，民主參與共治理論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強調治理,這不是簡單地要求加強管制的含義,而是指公眾參與、政民合作、共同治理。

鄭州的做法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順應了現代法治的新趨勢,既與世界接軌,也是中國特色,其實質是增強民主性、走向民主化。

七、運用精細法治建設理論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注重法治建設,但與經濟建設一樣,過去是粗放發展,無論立法、執法還是司法,都存在粗糙、欠科學、操作性不強等問題。

到現在,我國法治建設開始進入精細化、民主化、科學化發展階段,如果我們對此未有深刻認識、未予足夠重視,仍搞粗放式的法制建設,就會產生許多弊端和矛盾。

在社會治理領域,也須要有精細化的法治建設理論作指導,鄭州正是按此方向探索前行,其創新精神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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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格化社會服務管理體系中，基層工作有哪些難點

在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創新的話語背景之下，城市網格化管理獲得了政府行政系統的青睞，成為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領域日漸流行的模式。

毫無疑問，“網格化”管理運用科層理念和全新的治理技術，在打造“數字城市”、創新社會管理體制以及城市管理服務規范化等方面發揮了特殊的功用，值得肯定。

但這并不意味著網格化在日趨復雜的城市管理領域可以無條件地收到“一網就靈”的效果。

城市管理網格化模式要想真正深度地嵌入城市基層社會，還必須克服一些局限。

【第1句】：網格運行成本及其持久性　　網格化管理啟動于社會群體性事件和個人極端事件頻發的社會轉型期，因而它的提出及運行實際上依托于網絡技術和科層治理技術、是一種以權責明晰劃分和監督考評為制度保障，將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服務系統與基層社區組織結合起來的管控模式，帶有一定的應急性。

毫無疑問，網格化管理為在基層社會與政府公共服務部門之間建立起暢通的信息溝通反饋機制，避免政府各主管部門之間的扯皮推諉從而縮短問題解決的時間，提高政府科層系統的行政績效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網格化管理的編織及其運行也潛藏著行政成本膨脹的風險。

如在一些網格內設置多名網格指導員，增設各級網格管理指導中心辦公室，這就使其人力和設備投入勢必增加。

此外，網格化管理系統的建立雖然可使政府的社會治理力度得到一定的加強，但其效能是否能夠持久則令人懷疑。

近年來，在一些大城市中，其網格化管理往往是作為大型活動的配套機制而出臺的，而每當這些大型活動結束后，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社區組織，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倦怠和松懈，從而導致嚴重的城市管理事故。

上海“后世博”和北京“后奧運”時期出現的種種問題，即是明證。

所以，如何將網格化的“非常之舉”變為“尋常行動”，則是問題的關鍵。

【第2句】：網格化與社區自治　　近年來，在學界關于社區研究的成果中，很多學者都對社區行政化持一種批判的態度，認為“社區行政化”是“城市政府為尋求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權力，自上而下地實現社會再組織化的過程。

其基本表現是：社會空間行政化、社區組織行政化、社區事務行政化”。

從本質上講，社區建設的行政化傾向是中國傳統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響了社區自治功能的發揮。

　　在現實的社區發展建設中，網格空間的誕生存在著削弱社區自治能力的可能性。

正如有的論者所言：“政府行為的全面回歸，不僅使公共服務輻射到社會各個領域，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行政強制的傾向：行政體制儼然成為一部設計合理、運轉有效的龐大機器，但面對社會出現的突發事件和具體矛盾，則需要每個部件、每個齒輪都隨同這一機器系統調整方向，連帶運行，失去了靈活多變、敏銳出擊的應對能力。

”　　當然，強調網格化對社區自治的消極影響，并不是要拒斥網格，而是要對兩者關系展開復雜的理解和分析。

在現實社會中，社區自治與行政化之間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在現階段社區自治尚不完備的情況下，網格化管理的推進和加強可能導致行政力量的強化、社區自我管理的弱化，而弱化社區自我管理則會對社區自治的進程產生消極影響。

但筆者認為，在現實中，完全意義上的社區“去行政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社區實際上是作為“政府”和“居民”之間的聯結組織而存在的。

　　社會是一個高度復雜的聯結系統，以至于我們很難用簡單的話語完全揭示其中的奧秘。

但我們必須關注那些基本的關鍵性聯結環節，因為一個社會如果其關鍵的聯結處被破壞了，便會發生社會解組的悲劇。

因此，我們應從社會聯結的角度來理解社區性質，這樣就不會簡單地將社區置于與政府相對的立場之上而提出“去行政化”的思路了。

　　在社會管理領域，最高級的管理境界實際上是“自我管理”，所以我們要大力培育各種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城市社會管理。

當然，我們這樣說并不是要切斷社區與政府的關系，而是要弄清行政系統與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聯結，追問兩者是“協動”關系還是“服從”關系，是“聯結”還是“從屬”。

【第3句】：網格的泛化問題　　網格化治理風靡于當下的中國社會，主要是緣于政府為加強社會管理而彌補現有體制的不足，加強各部門間的協動。

但隨著網格化治理的推行，“網格化的功能與實施范圍都被大大地泛化了。

就網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經被泛化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地步，似乎與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相關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網格化來解決，網格化的范圍被大大泛化”。

當人們確信一切依賴網格、一切通過網格來解決之后，勢必形成嚴重的網格依賴癥，其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必然弱化，其直接后果就是將社會管理簡單化。

　　總之，新時期的社會治理正在發生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改變，其具體表現是：社會治理的主體由單一的政府向多主體、多中心轉變，社會治理的手段由平面社會向網絡社會轉變，社會治理的目的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轉變。

我們應以理性客觀的態度來看待城市管理的網格化模式，處理好“網格管理”與“政府治理”、“網格管理”與“社區自治”之間的關系，尋找“政府社會治理”與“社區自治”之間有效的聯結點，調適好“國家”與“民眾”間的距離構造。

所以，我們應“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別是積極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勵它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

這是我們在構建網格管理模式進程中所應注意的關鍵問題，金鵬信息智慧城市軟件公司。

網格化管理在社會治理中取得了哪些成效

金水區自開展創新網格理治理模式以來，不固了社區工作的戰斗壁壘，夯實了基層基礎，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一)為拓展工作隊伍找到了新路徑　　在網格中實行精細化、全面化、數字化管理，強化了黨群干群之間相互溝通，實現了居民在觀念上、態度上、認識上和行動上的巨大改變。

用居民的話對居民講，增強了居民對干部信任和理解，涌現出了一大批拍手叫好的居民，有的居民甚至主動幫助基層干部們宣傳政策，協助干部們的工作。

扎實有效地推進了工作的開展，增進了共識，凝聚了人心，匯聚了力量為基層工作拓展了工作隊伍，匯聚了居民力量。

　　(二)為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找到了新平臺　　正所謂民心穩則社會安，社會安則基層固。

社會治理創新，歸根到底就是對人的服務，網格化管理作為社會治理的有效載體，為暢通干群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機，融洽了干部與居民、居民與居民的關系，讓居民消除了對政府工作的誤解，化解了干群隔閡，有力促進了“民呼我應、民思我想、民需我為、民盼我幫”新型黨群干群關系的形成。

　　(三)為夯實基層基礎搭建了新模式　　讓老百姓參與到社會治理建設中來，充分尊重老百姓享有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在與民交流中，了解民眾、貼近民心，接地氣、去霸氣，深化民主管理。

無論是居民開放日還是網格化服務等，使老百姓有平臺可以交流，有渠道可以傾訴，營造出和諧、開放、協商的良好發展氛圍，得到了居民積極地擁護和支持。

　　金鵬信息走訪金水區時，居民對網格化的管理的贊揚，對管理者的時效性大發贊揚，政府踏踏實實為民務實，這個是指的贊揚的，居民點點滴滴的反饋，正式驗證了網格化管理在社會治理中取得的成效

什么叫做社會管理綜合治理網格化

是“資源共享、協同服務、便民利民”的社會事務信息化發展格局。

把轄區劃分成若干個管理片區，進行網格化管理。

什么叫做社會管理綜合治理網格化

是“資源共享、協同服務、便民利民”的社會事務信息化發展格局。

把轄區劃分成若干個管理片區，進行網格化管理。

什么是農村網格化社會管理

農村網格化管理是指將農村以1平方公里為一個網格進行劃分和排列，每個責任人負責幾個單元網格，網格間實現無縫對接，每個區域全部管理到位，這個管理模式首先是城市管理的管理模式，現在引進到農村，在蘇南等一些管理比較規范的地方，農村也已經實行網格化管理，有專門的城管隊員在巡查，凡是社會管理中涉及的所有問題：環境衛生、違章搭建、計劃生育、治安管理等等所有的社會問題全部列入規范的網格化管理，做到立即發現、立即上報、立即派遣、快速處置，責任到人，提高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