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大陸，只會說國語。直到出國前，我沒有母語意識，也沒有母國問題，一切都理所當然。可是一出去，就發現我從小講的普通話，在不同區域的華人圈，上演不同的劇情，這些劇情，就是母語和母國的不斷錯位。

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堆從未見過的親戚。幾天內不能交流，他們生在那里，全說英文和臺山話，可我只會說國語。到紐約后，我除了少數大陸朋友，此外的交際便是臺灣人，理由很簡單，就是彼此懂國語，說國語。

可我很快又發現“國語”的錯位。80年代初很多臺灣人會對大陸過去的人說，口頭語是：“你們大陸”，“你們中共”，我們的口頭語呢，是“你們臺灣”。跟臺灣朋友初次見面，我們會說“解放后”，他們立即糾正，說，那是“淪陷后”。我說“北京”如何，他們會說“No，對不起，陳先生，我們只說‘北平’，不說‘北京’”。明明說的是普通話，但是，不斷錯位。

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6種語言。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啟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群，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新加坡，馬來語是母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為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做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群認同、族群和諧。族群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群假使落后，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人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么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僑家庭，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你開個罰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么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臺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么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歷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群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里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他畢生只有一件護身符，就是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22本書。“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繼續偷偷寫作。那樣的年代，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后，縫在棉褲內層，日后帶出來。他為誰而寫？不為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他為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為寫作而寫作。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他對文字的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他回國后，臨死前，偷偷寫道：“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瀟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于母國，高于母國。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人權高于主權”的思維，是尼采“藝術高于一切”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為流亡之地。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