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著網絡大潮，“山寨”如初風化雨一般成為社會上的流行語。由最初的“山寨版手機”，后來的“山寨版的劉翔”“山寨版的周杰倫”到現在的“山寨版的春晚”山寨版的百家講壇“甚至“山寨版的水立方，鳥巢”等，于是也就有了”山寨文化“一說。

到底何為“山寨文化”？山寨是不是文化，是一種什么文化也有待探究。從目前來看，“山寨”產品至少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具體的商品，比如手機等；另一種是文化和精神產品，比如水立方，百家講壇等。但這二者不可同日而語。當然，還有另一種分法：以盈利為目的和非盈利為目的。比如，比如蔣方舟搞的“山寨版百家講壇”“山寨版功夫熊貓”。并且在網絡上傳播，制作者純粹就是為了好玩兒或者滿足一下自己的表現欲，表演欲。

那么“山寨”產品為何暢銷？就拿手機來說吧，很多人受經濟條件所限，買不起名牌手機，但是自己又有某種對于名牌的心理需求，那么，“NCKIA”、“SAMSING”就很適合他們。看上去和名牌手機差不多，性能可能差別也不是很大，但是價錢便宜很多，“性價比”很高。也正是因為看到這樣的社會需求存在，一些人才打起仿冒品牌的主意。

其實，“山寨”商品明顯是有違法律的，這一點毋庸置疑。只是因為很多人的商標意識、版權意識不是很強，目前相關的法規不夠完善，同時相關部門執法力度也不夠，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山寨”版商品在社會中下層風行。

但是，“山寨文化”的情況就比較復雜了，既有自娛自樂型的，也有商業型的。比如“山寨版春晚”、“山寨版百家講壇”等，如果不違法法律，不違背社會公德，而且也不以贏利為目的，我們只能允許它們存在，說實話，也很難禁止。

“山寨文化”如此流行，還說明一個問題：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還沒有比較大的程度覆蓋到廣大群眾，或者說，主渠道提供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還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像“山寨版百家講壇”據說就是因為制作者希望上央視“百家講壇”沒有成功，因而自己制作了一個。當然我們不能要求央視滿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也應該容許不同的發出不同的聲音，進行自己的表演。例如，在不違犯法律、不違背社會公德的前提下，讓民眾自費制作、播放影視節目，出版自己的作品，發表自己的創意，進行自我表現，自娛自樂。

但是，“山寨文化”不可倡導。“山寨”的實質是仿冒，只不過換另一個說法，換了一種表現形式，以前的“全庸著”、“古龍新著”，不也可以說是“山寨版”嗎？既然是仿冒，那也就是打擦邊球，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版權、著作權、知識產權的冒犯，只是目前相關的法規還不完善。比如，有些明星被“山寨”了，一些商家請個長得很像某明星的人拍廣告，還模仿其動作。但是在一些國家，一些名人的動作、簽名都是受法律保護的，對注冊商標、廣告的保護也非常完整。

“山寨”之風不能長，否則誰來搞創新？有人說應當鼓勵“山寨文化”，甚至還認為“山寨”本身也是創新，其繆大焉！創新一方面來自于人的天性，一方面來自社會環境。中國人從來不缺乏創新意識，但是，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社會環境中，有些東西壓抑創新文化的生長，否則為什么要搞改革開放？

創新意味著巨大的成本，物質成本、時間成本、精力成本，等等。而且有風險，失敗的風險。“山寨”則是投機取巧，成本低，風險小。人都有惰性，都愿意走捷徑。如果社會成了“山寨文化”生長的土壤，那么創新文化就很難生長。

總之，對“山寨文化”的存在應該理解，一定程度上可以允許，但絕不能提倡。社會的主流文化還是需要以創新為原動力獲得發展，而非以簡單的復制或改造來獲得既得利益的。文化創新并非簡單的“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