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香港景泰藍商人陳玉書就是一個例子。陳玉書是靠經營景泰藍發家的，他至今還占有香港50％的景泰藍市場，而且同時經營貿易、地產、工業、娛樂業。

剛到香港，他一無所有，還要養活妻子和女兒，只能靠打短二維持生計。干的是苦力活不說，還經常找不到活做。有一次，正當他失去工作的時候，他的妻子又懷孕了，他的經濟能力無法再撫養一個孩子，只好找醫生給妻子做人工流產。可是，他連醫療費用都支付不起，四處奔走找朋友幫忙，好不容易才湊齊那筆款子。日后，他回憶起那段生活說：“那真是殘酷的人生。”

陳玉書人生的轉折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有一次，他又失業了，為了不讓家里人知道這個壞消息，早上，他仍假裝去上班，實際上是出去尋找工作。他在外面轉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也沒找到工作。他不敢回家，在街上漫無目的地徘徊，走到維多利亞公園門口，因為無處可去，想到里面坐下來歇一會兒。他看見一位婦女帶著一個孩子在蕩秋千，那秋千總也蕩不起來，便走上前去幫助推了一把。那位婦女從秋千架上下來后便跟他談了一會兒，得知他沒有工作，很同情他的遭遇。

這個婦女的丈夫是印尼駐香港領事館的高級官員，他給陳玉書謀取了一個給印尼華商辦理簽證充當中介入的機會，一下就讓他賺了5萬港元。在70年代，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有了這筆錢，陳玉書生活不愁了。他想，坐吃山空當然是不行的，應該趁著有點本錢，做點生意。他辦了一個“香港繁榮發展有限公司”，主要經營大陸產品的轉口貿易。雖然規模尚小，但他發現自己還是很能做生意的。而且他又能吃苦，經過一兩年的努力，公司逐漸發展壯大。

陳玉書并不滿足，他決定大膽開辟臺灣市場。他與別人合伙購進了一大批臺灣產的滌綸布，準備將這批貨銷往大陸。如果成功，一定能賺一大筆錢，公司也將邁上一個新臺階。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合伙人勾結臺灣商人，在合同上做了手腳，結果他花40萬元買來的竟是一堆賣不掉的積壓商品。這次上當幾乎使他傾家蕩產，也使他深刻地認識到商海是多么兇險。吃一塹，長一智，此后陳玉書做生意就很小心，沒有再上過騙子的當。

經此打擊，陳玉書并沒有垂頭喪氣，他一面反省自己，收縮營業規模，穩住公司；另一方面積極收集信息，以圖重整旗鼓。

1979年，大陸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港臺商人紛紛進入大陸市場發展業務。陳玉書也來到北京，經過一番考察，他決定經銷具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藍產品。他第一批購進了價值5萬港元的貨，運回香港后，很快便銷售一空。第二年，他又訂購了30萬港元貨，同樣很快就賣光。以后，他又多次訂貨，每次都是數十萬元。這樣，他就成為香港較大的景泰藍經銷商了。

然而，到80年代初，因為全球性經濟衰退，香港市場對景泰藍的需求量減少。陳玉書訂的貨比較多，一時難以售出，形成積壓，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他日思夜想如何擺脫這個困境。就在其他商人紛紛收縮業務、拋售存貨的時候，他卻來個反其道而行之，一連開了4家新店，在報紙、電視上大做廣告。對他來說，這簡直是一場賭博，他把大部分銷售收入都押上去了。

同時，陳玉書認識到，由于傳統的景泰藍產品花色品種單一，功能只限于觀賞，已滿足不了顧客的需要，改革產品是當務之急。為此，他頻繁地往來于北京與香港之間，把世界最新的流行趨向通報給生產廠家，并指導工人制作。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在景泰藍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他的“繁榮”公司銷售量不但沒有下降，相反還逐年增加。

1982年，陳玉書又作出一個驚人之舉：由于世界經濟持續蕭條，北京工藝品公司積壓了價值1000多萬元人民幣的景泰藍產品，急于清倉處理。但在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港商誰也不敢圖這個便宜。陳玉書卻獨具慧眼，看好這個機會。他認為，景泰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世界經濟不景氣也不會長期繼續下去。一旦經濟回升，人們對藝術品的需求就會增加，景泰藍還會成為搶手貨。他想，若買下這批貨，就等于擁有世界上最大、花色品種最多的景泰藍庫存。思考再三后，他決定，訂下這批貨！

按照他當時的經濟力量，根本就拿不出這筆錢，唯一的辦法只有向銀行借貸。而銀行家們都不傻，他們知道景泰藍行業不景氣，擔心貸款放出去收不回來。陳玉書跑了許多家銀行，只有少數幾家同意貸款，但提出的條件非常苛刻。陳玉書咬了咬牙，接受了對方的條件，將所有的家產抵押出去，這才湊足了所需貨款。他知道，如果這筆買賣失敗，他又將身無分文。

貨運到香港，他理所當然地打出“景泰藍大王”的金字招牌，號稱“數量最多，品種最全”。但同行都在暗中竊笑：看他怎么拋掉這個大包袱！陳玉書心里也懸著，他外表裝得坦然，心里卻像火燒一樣。現在他是負債經營，每拖一天，貸款的利息就增加一分。

這時，忽然一個好消息傳來：新加坡準備舉辦中國景泰藍展覽。得到這個消息后，陳玉書心花怒放，他立即帶著所有的樣品趕赴新加坡。展覽會一開幕，參觀訂貨的人就源源不斷。這次機會，掃清了陳玉書登上“景泰藍大王”寶座的一切障礙，他的公司營業額頓時擴大了10倍，在香港同行中，已經沒有人能與之匹敵了。他的公司營業額占了香港景泰藍市場的一半以上。

陳玉書從實際經營中認識到，景泰藍產品必須跟上時代的潮流，朝“實用化、日用化”方向發展，不斷推陳出新，才能保持其銷售旺勢。他組織北京生產廠家的技術人員成功地研制了脫胎景泰藍。它制作簡便，成本低，可以制作臺燈、壁掛等日用裝飾品。他還親自設計了景泰藍手表、景泰藍鋼筆、景泰藍打火機等各種日用品，這些新產品一上市，大批訂貨單雪片般地飛來。他銷售的景泰藍產品不僅暢銷東南亞，還打入了歐美市場，隨著市場的不斷開辟，陳玉書在商界的地位也越來越穩固。

陳玉書的想法卻與別人不同，他認為地產永遠是向上漲的，回落和下跌都是暫時現象。尤其在香港更是這樣。現在人心浮動，房地產價格已經落到最低點，此時買進是不會錯的。果然，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后，香港市面穩定了，房地產價格就像坐上直升飛機，直線回升，狂漲不已。陳玉書又打了一個大勝仗。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勸他趁此機會趕快拋出。陳玉書說：“我的事業永遠立足于香港，我對香港充滿信心，香港經濟發達，交通方便，是國際金融中心，它不會因變化而阻礙發展。”他不愿做房地產投機商。現在，他在地產上的投資已增值幾倍，甚至幾十倍。他的地產越多，信譽也就越好，在香港的名聲也就越來越響。他擔任了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咨委、香港鐘表業第7屆主席、香港佛山工商聯合會名譽會長。

陳玉書事業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眼光要遠，項目要大。眼光遠，就是善于分析形勢，不為眼前的困難所迷惑；項目大，是指項目應有一定的影響力和重要性。他認為自己的發跡在于三個機會：一是抓住了北京工藝品公司清倉的機會；二是幾經努力申請到了貸款；三是通過新加坡景泰藍展覽會打響了牌子。他將三個階段比作“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和“淮海戰役”。他笑著說：“香港許多富豪，都是這樣依靠大的戰役起家的。”

陳玉書做生意賺了錢，但他忘不了，他是依靠北京工藝品生產廠家，依靠祖國的傳統工藝而致富的，他對祖國的感情并未因“文革”期間的遭遇而減淡。他與北京手表廠共同投資50萬美元組建景泰藍鐘表公司，生產各種景泰藍工藝手表和掛鐘；與北京首飾公司合作生產各種景泰藍首飾。他還在深圳、珠海等地投資興建酒店、卡拉OK廳以及高級住宅。他不僅對香港充滿了信心，對大陸的改革開放也信心十足。

他說：“人的生命是短暫的，應將有限的生命用來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近年來，他向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捐款80萬港元，向宋慶齡基金會捐款30萬港元。加上其它的捐助，他總共向大陸同胞捐獻了1600萬港元。他的義舉，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好評，被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