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兒管外祖父叫姥爺，而外祖父的哥哥自然就應該叫“大姥爺了。”在我記憶中的大姥爺，是一位孤獨的沉靜的被生活和社會幾乎忘卻了的可憐的老人。

大姥爺是一個戲劇演員，過去人們都說是個“唱戲的”，或者叫做“戲子”，言淡之中多帶著貶意。當初大姥爺選擇這個職業也并非情愿，只是因為解放前家庭貧困，經常缺吃少穿，為了活命，就把大老爺送到一個流動的戲班子里了。

大姥爺天生一副好嗓子，沒幾年，就在遠近小有名氣。大姥爺是唱“白臉戲”的，自然演的角色多是壞人，在當時的確是一個難得的角兒。戲班子里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卻可以填飽肚子，那時的大姥爺真正沒把演戲當成什么藝術，大概，這就是他至死也沒有真正悟出表演藝術真諦的原因了。

現在的演員都很吃香，人們想盡一切辦法去當演員，不僅社會地位高，而且還能賺很多的錢，但在解放前，大多數人做演員卻是迫不得已的事兒，因為演員同教師一樣，都是沒人干的“下九流”的行當。所以，即使大姥爺的戲唱得好，也少不得鄉親爺兒們的數落，在那些人的眼里，唱戲的不是什么好事。自然，從那時起，大姥爺心中就有一個永遠也解不開的疙瘩。多年以后，當大老爺含著最后一口仙氣躺地病床上時，他努力睜開兩只嚇人的眼睛，還神志不清地問外祖父：小時候就怎么沒想到唱戲是“下九流”呢？

心中再苦，但飯還是要吃的，所以戲也還是要唱的。解放了，“戲子”的日子好過多了，大姥爺清醒了很多，演藝進步了不少。

當然，舞臺上的大姥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從小就沒上過一半天學的窮人家的孩子，就因為會唱戲，硬是被批準劃成了右派，成了“革命”的對象。曾經有一段時間，他不得不先在戲臺上唱戲，而后又在戲臺上挨批斗，“革命”者說：歷史上有那么多的英雄好漢你不演，卻偏偏去演曹操、秦檜，你這是對新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滿，我們要堅決把你批倒批臭，批得體無完膚，批得永不超生。

批得多了，批得久了，批得累了，革命者也就對大姥爺失去了興趣。當代表革命樣板戲的《沙家浜》、《紅燈記》在祖國大地紅旗遍卷的時候，大姥爺和他的戲班子連同唱了數百年的歷史戲，被革命者徹底趕出了舞臺。從此，大姥爺帶著右派的帽子連同一張“加強管教”的授意書，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大姥爺一生沒有結過婚，沒有成過家，回鄉后，他不得不在他的弟弟家，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家里安身。多年之后，當大姥爺躺在病床上，回想起在戲班子里那個曾經愛過的女人，但不幸的是這朵愛情的玫瑰花，卻在政治風云的吹動下，在五月的晚風中飄然落下。

右派的帽子不僅沉沉地壓在大老爺的頭上，也壓在了外祖父一家人的身上。在那個“好兒要當兵”的年代，大舅卻因此被視為“根不紅、苗不正”，在政審時刷了下來。從此，外祖父一家對大姥爺就有了看法，有了成見，而大老爺自己，也因對不起孩子而倍感不安。曾經有幾次，他想脫離家庭，到一個沒人認識他的地方去，但都被授權的革命者抓了回來。

后來，也就是當我開始記事的時候，大老爺已經離開外祖父的家，一個人孤獨地住在生產隊的炕屋里，就是用來烤煙葉的土房子，而他的工作是給生產隊看護莊稼，倒也是個美差。到了吃飯時，就到外祖父家去，再后來，干脆就由舅舅們送去。

我小時候經常到外祖父家去玩兒，還有幸給大姥爺送過好多次飯呢。多年之后，當大姥爺躺在病床上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還在念道著我，只可惜我不在身邊。

當那一年大雪封門的時候，也就是我記憶中最大的一場雪來臨的時候，大姥爺孤獨沉靜的生活似乎到了盡頭，他一如平常，不說一句話，以至于外村的孩子都把他看成是啞吧了。多日之后，當大姥爺躺在病床上，滿是紋路的老眼角滲出點點滄桑的時候，我意識到了，有時，沉默本身就是反抗。

那一場大雪，幾乎堵住了所有門朝北的人家的房門，當人們挖開門前的積雪，清掃完自家的院子，再挖開生產隊的炕屋時，大姥爺已經躺在那兒了，他無力動一動，也無力再呻吟。他的病床就設在那個炕屋里，他呼吸輕微，沉靜得如一潭水銀，一雙老眼盯著天窗，努力想把那過去的一切記憶從這獨開著的天窗撒向窗外那無垠的曠野里，那潔白的世界。只有這一刻，他才能在最后的時光里，盡情地在心中吟唱那早已忘卻的戲文；也只有這一刻，他才能將淚水匯成一道小河，默默地流向遠方，流向那蒼茫的天宇。

當冰冷的太陽落山的時候，大姥爺那傷心、孤獨、悲慘、苦悶的一生也被紅云紫氣映照著，飄飛在遙遠的生命歸程里了。

多年之后，當我坐在大海邊凝望巨浪擊石，當我走在戈壁灘思索博大壯美，當我站在蓮花峰頂注視蒼天，我總會記起大姥爺那冰一樣的神奇的沉靜，一種能夠透視人世間善惡美丑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