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媽第一次走出小鄉村，背著被褥卷，搭汽車，轉火車，再汽車，從河南出發，去武漢上大學。半個月之后，她寫信給她的媽、我的姥姥：“同學們都有蚊帳，我沒有。”姥姥回信：“蚊帳是什么？”

我媽詳詳細細寫給她：“一種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樣長一樣寬，高度比兩張床之間的距離多一些。”沒尺子，估計她用“厘米”做單位，姥姥也不懂得。我媽是用線量的，三根長線就是三個尺寸。

沒畫圖嗎？蚊帳有一面是要開門的——我想象出每晚從帳下鉆過的狼狽，不畫圖怎么說得清？已經榮升姥姥的我媽，戴著老花鏡在穿針走線改造購物袋，口氣里有小小的得意：“當然說得清呢。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這樣，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時候，姥姥紡線，織“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縫紉。總之，暑假結束，我媽再上學的時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帳了。

我上大學時我媽把這床蚊帳“傳”給了我。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為婚的童養媳，打心眼兒里就不想要。它孔眼大，疏疏落落像蒸饅頭用的籠屜布，充滿了“只防大蚊不防細虻”的君子作風；最重要的是，它太舊了，土布已經灰得發黑。

有一次，一個外班女生來寢室逛，我聽見她向人打探：“那是誰的床？看著好臟。”我很憤怒，卻沒法向人解釋：它不是臟，它只是積了太多水洗不凈的歷史塵埃，是故紙堆、舊窖藏、米爛陳倉的色調。

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質已朽，經不住我的噸位。我帶回家給我媽過目：確實不堪用了。全無心肝地棄之。

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我拋掉了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澤的事物。

大學是不是非得有一架蚊帳？我媽當年的行為，算不算虛榮心作祟，和00后們向家長要“愛鳳愛拍”是不是一個性質？我猜我姥姥沒想那些，她的想法很簡單：我們沒有，這不丟人，也不是啥光宗耀祖的事。人家有，我女兒也可以有。輸人不能輸陣，在她能掌控的世界里，姥姥盡她所能，竭她所有。她的愛與尊嚴，全在這一針一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