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陷入了一種從未料到的處境——孤身一人在紐約乞討。那時我16歲，無家可歸，而且已經失學多年，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所能讓我就讀的中學。

當時，父親已經與我們疏遠一段時間了，雖然我知道他就在附近的男人庇護所，但他根本不會幫助我。母親那時去世不久，艾滋病引發的復雜病癥奪走了她的生命。自母親去世后我就開始無家可歸，有時睡在朋友家，有時睡在布朗克斯某一幢樓房的樓梯下面。

我清楚地記得，那些夜晚我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用雙肩背包當枕頭，拿破舊的襯衫當被蓋，在暗淡的燈光下半睡半醒。有時我能聽到樓上的房子里發出的聲響——孩子們呼喚父母的聲音、電視里播放動畫片的聲音和鍋碗瓢盆相碰的聲音——正是所有這些聲音，把一個原本沒有生命的房子變成一個溫暖的家。

為了對付孤獨，我常常胡思亂想。閉上眼睛，我想象全家人都團聚了，母親還活著，她大笑的時候眼角周圍總有些細細的皺紋。我、父親、母親和麗莎妹妹，都安然無恙地住在一個屋頂下。然而，我的白日夢中最生動的還是我的未來。我幻想自己坐在學校里，勤奮地記筆記；我幻想自己穿行在大學校園里，身邊秋葉簌簌飄落，但我心無旁騖，輕快地向教室走去。在幻想中，我找到了安全感和歸屬感，很快睡著了。

我今天的生活跟那時完全不一樣了。我不僅讀完中學，而且還從哈佛大學畢業了。我不再衣衫襤褸，不再睡在走廊里。每天晚上，我安然地睡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過去11年里，我經常到世界各地旅行，幫助人們改善他們的生活。簡單地說，從以前的我身上絕對看不出我能有今天。

奇怪的是，即使我經歷了那么多痛苦——或許正因為這樣，我才認為，適度的匱乏對人是有益的。實際上，“兔子匱乏的自由”這句話從來都不是我的目標。實際上，匱乏成為我追求夢想的一個動力，而不是一個阻礙。

當我還是那個想結束無家可歸狀態的小女孩時，我艱難地走遍了曼哈頓的所有學校，只求有一所能夠收我入讀。在我的口袋里，總是裝著一臺已經破裂的CD播放器，我經常一邊走一邊循環播放兩首歌來激勵自己，一首是寶拉·寇爾的《我》，一首是凱克的《遠方》。我看到我的未來，并大膽地向它走去。雖然失去了家，身上只有幾件衣服、幾張歌碟和一張母親的照片，但我仍然幻想未來，我仍然要行動，要進入哈佛大學。像一個船長把船的方向調向閃耀的星群，我知道我想去的地方，我的目標指引著我每天的行動。

在其他學校都向我說“No”的時候，有一所中學向我說了“Yes”。同時，還有一個名叫“門”的非營利組織給我提供咨詢、醫療和食物，使我能夠安心地在火車站或有燈的走廊上寫作業?；叵肫饋?，在我走向成功的路上，總能碰上愿意幫助我的人。

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下苦學了兩年之后，《紐約時報》報道了我的故事。隨后幾個星期，數十名陌生人從美國各地趕過來和我見面。在中學時，我開始收到手寫的、激勵我努力學習的信。陌生人給我帶來糕點、衣物和書本，他們擁抱我。在我讀哈佛大學的時候，有個婦女還親手為我織了一條毛毯，隨毛毯寄過來的短信上寫著：“那些宿舍里會很冷，希望這張毯子能溫暖你，讓你知道人們是關心你的。”

這些好心人，有好些連名字都沒留。但是，幫助我的人都永遠地改變了我?，F在我加入了“門”這個組織的理事會，我們團隊成立了一所中學，接收無家可歸的少年入讀。我要努力為別人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