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兩只眼睛都患上了白內障，這種聽上去很可怕的疾病，因為新的醫術，只用了不到十分鐘的時間：把壞掉的晶體吸出來，換上一片比隱形眼鏡還要薄很多的人工晶體。

做完手術的父親，安靜地躺著，我在病床邊，無用地站著。父親那雙大學時拉過小提琴的手，靜脈凸起，密布的老年斑蓋住了皮膚的顏色。

如果這病早些年生，父親可能就已經是一位盲人了。這個想法讓我一下子不安起來。博爾赫斯也是一位盲人，但博爾赫斯不是我的父親。

事實上，我對博爾赫斯的了解，遠遠超過對自己的父親。人到中年，真相就像網站的彈窗一樣，不管多么厭惡，它們總會一個接一個地跳出來。

父親脾氣溫和，不怎么愛說話，在凌厲的母親當家的那些年里，父親就像一塊軟和的簾子，吸去了很多令我膽寒的來自母親的噪聲。但是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們家的編年史，節點都是父親的病。

1968年，他29歲，身高1.80米，體格強健。他畢業于北京石油學院，順理成章地分配到大慶油田參加會戰，對，就在“鐵人”王進喜帶領的那支隊伍。他在那里和我媽——一個熱愛文藝體育、積極要求進步的采油姑娘——結了婚。因為一次普通的感冒，高燒不退，他住進油田前線醫院，他不知道，輸進他身體的藥液，早已過期變質。這瓶藥水直接要了他臨床的另一個小伙子的命，而他帶著一顆被嚴重損壞的肝臟，僥幸活了下來。那一年，我也來到人世，差一點生下來就沒了父親。

這個熱愛古典音樂、俄羅斯文學、喜歡帆船運動的年輕人，自此之后，只剩下了一個身份——病人。

成年之后，我經常想，如果那瓶藥水沒有變質，我們家，我，會不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的母親，極度爭強好勝，如果沒有一個永遠需要照顧的病人拖累她上進，她的粗糲和暴躁可能不會那么徹底地被激發出來。而我，另一個拖累，至今深藏的自卑和躲閃，可能根本不會生成。

無論多么完美的人生，總是有這種復盤的沖動。我在充分憐惜自己的時候，沒有想過父親，他早已像一堵沉默的背景墻，知道他還在那里似乎就夠了。

現在，父親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眼睛上蒙著紗布。他在想什么呢？他已經75歲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可以想的東西，可是，我不知道。他如果不幸和博爾赫斯一樣成為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也不會有一行詩句和他有關。

我不知道29歲后他的人生是怎樣的一種存在狀態，這個問題我根本沒有想過。我不知道他一個人間歇性地在醫院里躺上三個月或半年的時間里，他的內心會穿梭過什么。我記得的只是，很多時候，下午一放學，我就要拿著母親做好的飯菜給他送到病房去，等他吃完，再把飯盒帶回來。我還記得，母親為了給他補身體，從農村買了十幾只甲魚，最小的可能還沒有半個巴掌大。母親是北方人，不會弄這些生鮮，她用一根筷子逗甲魚咬住，然后掄起菜刀把甲魚的頭斬下，當鮮血噴射出來的時候，她扔下菜刀，坐在廚房的地上，號哭不止……

父親很久后才說，母親燉的甲魚湯，是他吃過的最難吃的東西，腥得他惡心極了。但是他都喝了，喝了整整兩個星期。

在很小的時候，我已經學會用書把自己和不喜歡的世界隔開，無論是數學課，還是稍有不慎就會撲過來的母親。母親的焦躁和憤怒，我也是很多年之后通過書籍才推斷出緣由，那是理性的計算和情感失聯。

童年和少年，我沉溺于撒謊。那是一個孩子的權宜之計，一句謊言能夠把懲罰從中飯推遲到晚飯就很好，也因此常常失去了晚飯。最長的一次拖延了三天，忘記了什么原因老師讓請家長，家長不來不許上課。連著三個早上，我神色鎮定地背著書包出門，在一個工地的一堵磚垛后面，拿出書，讀到放學的時候，再神色鎮定地回家。之后的那頓暴打，實現了我第一次離家出走。

是父親找到了我，他去了火車站，去了我好幾個同學的家，不知什么樣的靈光，把他帶到我藏身的磚垛。父親說，母親打你不對，但她是愛你的，你跑了以后她一直在哭。從家人口中頭一回聽到愛這個字，別扭到發抖。

在離高考還有幾個月的時候，父親被診斷為肺癌，還是晚期。

母親帶著父親去北京做手術，為了不影響我高考，沒有人告訴我父親到底得了什么病。父親生病還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嗎？我甚至有點高興家里只有自己一個人。一天深夜，我還在復習，母親自己回來了，她靠在我房間的門上，突然抽搐起來，她說，你爸爸這次可能真的會死，她說她實在撐不住了。

直到今天我還在想，如果那個時候，我從書桌前站起來，走到母親身邊，握住她的手，相擁而泣，會改變我和母親的關系嗎？十多年的陌生，像一塊緊實的青銅，壓住了我，我做不到。

切斷兩根肋骨、打開了整個胸部，結果是一次誤診。我的看上去很文藝的父親，從胸口到肋下，有了一道悍匪才有的刀疤。命運這個東西，它不動聲色地粉碎你一次又一次和解的企圖。

他應該不止一次想到過死亡吧？單是病危通知書，他已經接過五六次了。他的臟器，被冰冷的刀剪挑開又縫合。做全身麻醉的時候，他有沒有想過最好不要醒過來？他的妻子并不溫柔，他的女兒是個怪胎，他的事業被反復擱置，他的疼痛永遠都在。他為什么還要活下去？

我還能更自以為是一些嗎？我不是正在企圖用我學到的一點高調的理論，去揣測，甚至暗中期待，能摸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神經末梢的戰栗？

為什么要活下去？因為人生下來的時候就是活著的。而我的父親，在29歲之后，就和我的母親一起，耗盡所有的力氣在抵抗死亡。這個艱難的使命，讓他們共享一種濃度很高的情誼，不是愛，也不是恨，是大敵入侵之時的同仇敵愾。活下去，就是他們能夠得到的最高的榮譽。

假如他們不是我的父母，我又會做出什么樣的反應？我見多識廣，早就嫻熟地掌握對待苦難和厄運的合理角度。人類不就是悲劇性的存在嗎？如果個人的命運沒有高級到成為文學和藝術，又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動情不酷，煽情不入流，不動聲色的同情和不留痕跡的觸動才是優雅的。

我一直用這樣的優雅面對我的父親，也面對我自己的生活。母親力竭之后，我加入了抵抗，在父親69歲那年，又幫助他戰勝了一次肝癌。那時我已經混出點樣子，可以給他請到最好的醫生，住進最好的醫院。母親越來越像個想要討好我卻總是犯錯的小女孩，繼續用一種粗暴的方式表達對我的不必要的擔心。

我的眼睛的形狀和年輕時的父親一模一樣，也是我對自己最滿意的器官。現在，父親的眼睛被紗布蒙著，他看不見我的，我也看不見他的。我還是一如既往地鎮定，囑咐他好好休息后，就離開了，一大堆事情還等著我去處理。

晚上，回到自己的家，我寫下了這些文字，哭得像個被大人拋棄的孩子。

衰老就在離你不遠的地方，在某一個特別疲倦的夜晚，它會靠近，抱住你。只是，天光進來的時候，你還可以掙脫它。父親已經75歲了，他差點就成為一位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