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作文或者范文吧，通過文章可以把我們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塊。范文怎么寫才能發揮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優秀范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電影不分東西 分東西分不平均的故事篇一

? 關于腰封

香港我倒是不大清楚，至少在大陸，“腰封”這個東西被很多讀者詬病已久了。在某段時間內，似乎只要是安上腰封，并在上面大大地掛上好些名人的評語，或寫一些夸張的贊美之詞，這本書就能夠大賣。這本《不分東西》的大陸版沒有選擇加腰封，放棄了名人推介和宣傳口號，在我看來，一是因為閭丘露薇的名字以及她大陸人出身、香港著名記者的身份，足以代替所有其他名人，產生屬于“閭丘露薇”她自己的名人效應;二是圖書以沒有腰封這樣一個附加物加上純白背景色封面的簡潔形象呈現給讀者，更加符合書本內容本身的理性和冷靜的氣質。而且在大陸當下的讀書群體中，真正能夠沉下心來通過《不分東西》這類書籍去觀察社會并進行自我檢視的人，大多是不浮躁、不功利的，他們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個人素養，使得這群人會自愿跟隨閭丘露薇的文字，在獨立的思考和反省中培養自己的媒介素養，培養自己成為合格的大眾傳媒受眾，成為現代社會的公民。

另一方面，在香港這樣一個忙碌的商業社會里，一條好的腰封卻有助新書迅速地嶄露頭角，用最簡單快速的方式讓讀者了解書的內容和信息。倒不是說香港的讀者有多么的浮躁或者功利，只是現實的社會大環境讓他們沒有那么多的空閑和心情待在書店里慢慢地翻閱每一本似乎令人有興趣的書。而這個成熟的市場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有效的營銷或者宣傳方式，哪怕只是一個能夠印下兩三百字的小小腰封。在港版《不分東西》的腰封上，出版社選擇了陳冠中、梁文道和周保松三位名人的評語。這其中既有文化人、媒體人，也有學者，他們以一種文化精英的視角向讀者傳達本書的核心價值所在，這正是符合了香港人崇尚精英文化的心理。這一點，在港版《不分東西》的目錄之后、序之前的推介詞里，也有充分的展現。

電影不分東西 分東西分不平均的故事篇二

客觀是我很看重的東西。不僅是在敘述一件事的時候，在發表個人觀點的時候也盡量客觀(雖然觀點本身就是主觀的東西，可是當觀點考慮到足夠多的因素，通過正常的邏輯，總會得出一個為大多數人易于接受的觀點。當然，不能否定個人的經歷會對觀點造成偏差。)。因為我總相信，只有當去掉了情緒的表述才能最大程度上剔除講述者的影響，讓傾聽者更加了解事實真相，加入自己思想。這樣才有助于交流。否則一次次的對話將會在偏見中深入，然后離原本越來越遠。當然，很多獨立思考具有質疑精神的傾聽者不會那么容易上當，因為他們會思辨會從常理出發判斷事件的正常發展是否符合講述者的敘述。而這將是一次為了還原真相的你來我往。一方面傾聽者希望聽到真相，一方面講述者極力在敘述的同時引導傾聽者站在自己的一方。在我看來，這是一次浪費的對話。最有效的對話是雙方建立在幾乎真實的事件上發表自己的觀點，百家爭鳴，這將是一次愉悅的體驗。

可是現實生活中總會有太多試圖還原真相的掙扎。一方面是因為講述者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不斷加入偏見，以至于傾聽者很容易就發現其自相矛盾和邏輯不符之處。另一方面，很可能講述者就是在刻意爭取傾聽者，所以不斷用非中性詞語邀請傾聽者。這個時候，一般我會提高警惕。但這建立在對說話人的足夠了解。或者，是講述者習慣用一些夸大的詞語，讓事件顯得生動活潑以吸引傾聽者，或者，是因為講述者的技巧而本身無法客觀敘述。

或許會有人覺得，生活中是否就不需要這些刻板的“客觀”，刻意為之顯得太累。可是，很多時候，身邊發生的誤解和偏見往往正是這樣的溝通引起的。

客觀，是我對這本書最大的感受。因為新聞強調不剝奪任何一方的發言權。涉及的因素越多，越能夠向真相靠攏。

媒體的watchdog的職能我很贊成。可是，時點的選擇也是產生爭議。比如作者質問地震中學校”太易碎“。我覺得這是再fair不過的事。可是，是不是應該在把救災放在第一位的時間提出這樣的問題就值得商榷了。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我認為，只有最利于好結果出現的事才應該在最正確的時點做。那個時候的當下之急應該在救人。一些不利于此目的的東西試待我們秋后算賬不遲。

最后，無所謂”正面報道“、”負面報道“，只有新聞和宣傳之分。挺對~

電影不分東西 分東西分不平均的故事篇三

引子：

說老實話關于閭丘露薇的印象，完全是一副戰地女記者的痕跡。本打算把《不分東西》作為本輕松的個人片段性的紀傳體小說來閱讀，卻發現一路下來，自己又開始認認真真地做起了讀書筆記。

或許不得不說，這大概是一本能叩問我心靈的書籍。

一、夢·記者

關乎“記者”這個職業，長久以來就被自己視為種愿意付之一生的職業。而從來，我都認為可能它是種遐想。為此有時候，不甘的自己在大學里就開始為著這所謂的可能而努力著。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幸運，我最終如愿以償了。只是在忙忙碌碌的每一天工作中，卻猛然發現原本思維的空間和深度不在了。以至于，在看書的時候，我總會不自覺地拿太渺小的自己和“閭丘露薇”四個字比較。

再突然想一想，其實我也會去思考。只是幼稚與否，就不言語了。

二、關于媒體本身職責——媒體不僅僅是記錄者，更是監督者;是看門狗，而不是宣傳員

在剛進報社的那會，我特意在印名片的時候，查閱了下記者的英文單詞，在確認是“reporter”后才心安理得起來。

有兩個簡單的英文單詞，“reporting”與“propaganda”。前者的中文是新聞報道，后者的中文是新聞宣傳。但這兩者的差異顯然再明顯不過了。

我曾經和老師討論過“新聞策劃”和“策劃新聞”的內在區別。他說，“大家都知道策劃新聞就是假新聞，可現實是如今策劃新聞的事件卻是記者們喜聞樂見，既輕松又不費力，拿著公關的稿件就算完成了。而要去好好地做到個完備的新聞策劃，或許不是記者們不想，但作為易碎品，到底時效性能體現新聞價值，還是深度能帶出新聞的品質。多數人可能還傾向于前者。”

那時，還沒有微博、畫報的紅火，我以一笑了之。可如今，對著這快速閱讀的時代卻讓我開始感到崩潰。

三、關于中國未來發展，中國館的八分鐘

因為工作的關系，我去了好幾次中國館，說老實話給自己留下最大震撼，還要算上是那頭一次看見影片《歷程》。仿佛從沒有經歷這么多時間的跨度的我，能一下子站在歷史長河上眺望。汶川地震的畫面，讓人就是不自覺的熱血沸騰。為此，幾乎所有都用了種嘖嘖稱奇的調調來贊揚。

后來幾次，卻因為巧合都看了《和諧中國》。不是說它不好，可在看完后，總覺得什么都記不住。

我一直標榜自己是個愛國的好公民，并要時刻履行著和普通群眾并不一樣的階級成分。小時候，看著家中親戚的孩子說著流利英語時，總不屑一顧。后來更是對所謂的出國留學，抱著種吃不到葡萄時的嗤之以鼻。可工作以來，卻越來越發現自己很后悔當時我對于教育的那份態度以及自己思維的局限性。

我不止一次覺得自己少了很多對于問題的思考，就算想了也是缺乏深度和理性的。我也不止一次地察覺如果有機會自己想去更有執著意愿的處境下和別人去表達，在一邊告訴別人我怎么想的同時，找到一個告訴怎么做可能同樣達到效果的人。而這些可能就是中國未來發展中最為缺乏的。

聽過一則笑話，說年輕一輩的人現在都不想去醫院看病，因為做醫生都是他以前的同學。可就是這會里，有多少人能突然想到即使你的職業不是醫生，可中國的未來發展卻在一點又一點轉移到你的手上。你在擔憂別人不行的時候，是否就意味著自己可以了呢?

四、媒體眼中的中美國家形象——傳播學中的守門人理論、議題設置理論

在我們一邊指責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之余，我曾經想到過一個傳播學中的經典理論，它強調其實現在人所接觸的社會并不是個真實的社會。因為可能我們對于一個區域的直觀感受，會因為距離所限，而全然地接受到是二手以上的信息。而更為重要的是，傳遞這些信息的往往就是我們認可的媒體。

媒體在一邊傳遞其他地方形象的同時，也在設定自己所在區域的描繪圖。

正如中國的形象到底怎么樣，是種所在媒體所塑造的狀態，而中國媒體怎么做會去決定它到底是個什么模樣。

守門人在設置受眾的議題時，也會反應出自己受眾的形象，而一旦議題的范圍過小，“無知”隨之而即。那么形象自是無法“高”、“大”、“全”了。

五、在現在的中國，自由意味著左，而保護則代表了右。

這其實是和世界主流的價值觀恰恰相反的。

左派認為，個人在生理上絕對是有區別的，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就需要改變。

右派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反對從制度上，比如通過稅收等方式來取得公平。

因為名字的關系，我對“左”“右”的定義，一向是鄙夷的。但身邊的人總像是打了雞血似地喜歡討論這個問題。

而往往這方面的深度是我永遠領悟不了的。

“左”代表激進時，意味著毫不保留，大有殊死一搏的意味。“右”代表守舊時，總喜歡所謂的以不變應對著變化。其實按我的觀點來說，中國的左右和世界的都不一樣，因為中國式的兩者過于帶有太不一樣的偏向性。而世界的卻有著一致的偏向性，這就是“公平”。

六、男人將自己孩子的名字用了一個“斐”字，即否定___的含義。另一個孩子則用了個“方”字，因為周圍有太多做人太圓滑的人，以至于顯得不夠正氣。

快工作前，我和父親聊過一次天。他說他一直很怕我在處事時，不夠勞累。而在大學研究所幫忙時，和自己要好的老師也提了很多關于做事、做人所必須要遵守的潛規則。對此自己總奉為金科玉律，甚至開始牢記于心。

但真正工作了卻發現全然社會不會有人們說得這么恐怖，自己始終奉行一條最為真實的想法——“以真心對別人，別人同樣也會用真心來對待，反之亦然。”

或許，這也是因為如今單位各位老師的照顧有關，但王小明總在想：如果跌倒了，就應該好好查閱下到底自己在邁步時，踏錯了哪一個步點。責任在于你，別人是拌不倒你的，因為視線好，你能跨過去。

七、要讓民眾關心是非，而不是讓他們先確定立場，要為民眾說清事實，而不是引領大家的好惡。

為此說，媒體不應有觀點!記者的工作其實先聆聽，再記錄。

我在報社真正進入狀態，可能只有半年時光，期間自己一直期望能夠寫新聞。但每每寫新聞的時候，卻在擔心作為“周報”的身份，寫不深報道。

為此，自己總會刻意地在寫之前，找一些我所認為好的角度。甚至挖空心思不在事件本身，覺得好的報道應該是有一個獨辟蹊徑卻可以被大部分認同的觀念，隨之專家學者在自己的引領下頓悟，這一點是對的。

現在想來這是多么可笑的，先不說思考層面上的欠缺，光是我們真能代表讀者的一點，就讓我如坐針氈。

小學的時候，老師先讓我們記事，逐漸大了，到了高中時候再讓我們議論。

而說到寫新聞，系主任曾經說過句，其實如果只從報道來看小學的文化就足夠了。

八、同質化。思維上的同質化，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自己看問題的客觀性。圈子是一個蠻可怕的東西。正如同陣營，對于追求相同利益的人當然是再好不過的基礎，但是對于希望思考的人來說，則很有可能成為一種束縛。

所以凡事要獨立思考?

理性，是不會被外界喧囂的聲音影響自己的思維，從而以一顆純凈的心靈去嘗試追尋真相。

關于思考，自己一直覺得無非是說點自己所認可且能自圓其說的東西就行了。可不知不覺中，我喜歡在課堂上說一些自認為獨特的觀點，并在每一次把它表達出來的時候，有種舒坦的錯覺。

我一直認為人的價值其實就在于你能想到多少別人想不到，卻無疑是對的東西，僅從這個概念來看，或許沒錯。甚至如同閭丘露薇而言，同質化將會是媒體的災難，也會到了某個極點時成為世界的災難。

可當這份思考做成習慣時，能在多少時確保正確，卻又不得而知了。畢竟人隨著時間積累的不僅是經驗，更多的是驕傲。“純凈”比“不同質化”更難，特別是對中國的記者而言。

九、到底是有怎么樣的受眾就有怎么樣的媒體，還是媒體決定了受眾的質量。媒體該不該迎合大眾的口味?臺灣《聯合報》的創辦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一百年的李登輝，卻有一百年的《聯合報》。”

我經歷了一次報社的改版，閑來無事也總會問自己讀者到底喜歡讀什么、看什么?但現在想來卻覺得幼稚得很，因為一旦一板一眼就認定讀者至上的緣由，那么世界上的媒體估摸著差不多應是一樣樣的。

一個好的媒體，不是吸引受眾的，而是培養受眾的。只是在這一點在現有的環境下，哪家媒體能毫無顧忌地說句“是”呢?

以我的一句微博結束吧!

想了很多有關媒體責任的問題，覺得有時候很多思考的角度是源自自身不得不面對的利益，畢竟人的價值可能還是橫在物欲上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也是必須直面的。

物質能正視，物欲卻擺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