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的時候，語文老師給我們介紹說古人愛筆談，就是不說話，寫在紙上。我想象一下這樣的氣氛，覺得很斯文，但是有點怪。可至于為什么不說話卻偏偏要寫在紙上，語文老師又講不清楚。作為一個書法愛好者，我覺得肯定是他弄錯了。應該是過去文人們像王羲之們都住在深宅大院，串個門啥的比較遠，他有個兒子去看朋友不就是走了一夜才走到么？所以就寫在紙上，讓仆人們跑來跑去，替他們完成談話。我覺得這些想象合情合理，但老師說我扯淡。老師說，那是寫信。不過他也勉強承認，書信也是筆談的一種。

后來看《兒女英雄傳》，安老爺說：如今我們拿份紙筆墨硯來，大家作個筆談只不知姑奶奶可識字不識？原來連不知道對手識不識字都敢筆談，看來這筆談也高級不到哪里。但是筆談的功用我算是明白了，就是為了保密，怕隔墻有耳。一點斯文氣息也無，成了敵特了。

但不管怎么說，在我投筆從戎（我老師說我是輟學當兵）之后，我跟父母還真正筆談過幾回。我第一封信的抬頭寫的是爸、媽，結果收到我爸的回信，抬頭居然寫的是我兒，而且通篇能用古典白話的絕不用現代白話。我父親是個農村小鎮的手工藝人，只讀到小學四年級。這讓我十分慚愧，立即去尋找戰友的《書信大全》，才知道給父母寫信的文言文抬頭應該是父母親大人。當然，這都是形式主義，新兵時期寫家信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寫信是件傷感的事。只有寫信的時候，部隊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點點滴滴才會同時涌上心頭，才會把艱苦的軍隊生活和貧窮的家庭生活進行詳細的對比，然后得出自己雖然很豪邁其實很委屈的結論。所以，后來就不怎么給父母親大人寫信了。

不過，我堅持寫信還是堅持得很好的，一直堅持到手機走入尋常百姓家的時候。當然，這種堅持很難。因為我喜歡在信里談點人生什么的。我的一位同學在我們后來見面的時候，幾近哀求地跟我說：別寫信了好么？你還相信名人名言么？十幾年前我為同學這句話不好意思了很久。手機出現以后，我一度覺得短信頗有筆談的意思，但我實在不喜歡在手機鍵盤上按呀按的。我的一個朋友一天能發300多條短信。我們都擔心他的指肚也要磨出繭來。我們一幫人最愛對他說的一句話就是：多大點事呀，還要戳巴到衛星上。

網絡時代以后，你不筆談簡直就是化外之人。但是不知道為什么，人人都成了大舌頭：我兒子都上幼兒園了，他還稱我是同鞋，我隨便說句他不愿意聽的話，就問我腫么了。回想當初，如果我的父親大人尚在，我給他寫信，問他最近腫么樣，不要醬紫，然后再來句我寫完鳥，他一定會和我斷絕父子關系的。我相信他的理由非常簡單：就算我是他兒子，30多歲的人了，也不能撒嬌成這樣子。所以，我越來越喜歡視頻聊天了。既不用像安老爺那樣擔心對方文盲，而那種能見面的距離感又剛剛好給我一種筆談的斯文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