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給大家講講莊子。從三個角度切入。
莊子與他所處的時代
莊子生活在春秋戰國時代。
“那是最美好的時期!那是最墮落的時期!那是智慧的歲月!那是沒有開化的歲月!那是信仰堅定的時代!那是懷疑一切的時代!那是陽光明媚的季節!那是黑夜深重的季節!那是滿懷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絕望的冬天!人們擁有一切！人們一無所有!人們直入天堂！人們直墮地獄！總而言之，那個時代與現在極其相似。以至于那時名噪一時的某些權威們堅持只用比較級中的最高級修辭形式對它進行評判，不論是好是壞。”
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寫下了上面的那段文字，拜他所賜，同樣的文字也適用于戰國。在這一時期舊的行為準則已經被人類進化的車輪碾碎，新的行為準則在力量紛爭中還沒有確定。唯有不確定，國家、社會和人性才會放射出別樣的光彩。感謝不確定，躁動不安的靈魂終于掙脫了昔日的束縛開始漫天飛舞。多虧不確定，當今天回首往事，我們也可以欣慰地說一句：“有那么一個時期，中國人曾經血脈噴張，肆無忌憚，精彩絕倫地生活過。”
如果說春秋還是對酒當歌，英雄幾何的浪漫時代；那么戰國就成了純粹的功利時代，功利得血腥、無恥。這是一個靠實力說話的社會，也是一個能讓人施展才干的年代。春秋的百家爭鳴到戰國就成了百花齊放。各個流派從理論進到了真刀真槍你死我活的實干。文人不僅相輕，還要相害；文武雙全，不如文武全才。
這時的周王朝已氣息奄奄，靠著那點兒從姜太公那兒得到的神氣兒茍延殘喘，就像一個肺癆病人捧著九鼎不能承受之重。
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群雄之間也兼并得差不多了，出現了很多跨流域的大國：秦、楚、齊、魏、燕、趙、韓。而春秋五霸的威名，也變成了七大國實實在在的兵勢和戰力。夾在這些大國股掌之間的，是一些甘當配角的小國。這些小國國君的祖先也都是王室宗親，可到了現在，只能期盼別作了亡國之君。大國考慮的是怎么才能獨霸天下，合縱好呢，還是連橫。小國考慮的就是如何跟大國拉關系、套近乎，延緩滅亡的時間，多玩會兒。
在這些小國里，有一個特殊的地方。當初周武王打敗殷商后，把商殷的后裔發配到了豫魯皖蘇交界的地方，聽著挺像個根據地的吧。這個根據地，就是“宋”。
據說宋人好夸耀，又愚蠢。這可能和商殷遺風有關系吧。要把帽子販給從來頭上就不戴東西的越人的是宋人，賤賣祖傳護膚秘方的是宋人，分不清自己的小蜜哪個漂亮的還是宋人。于是在這個蠢人扎堆兒的地方，就走出了中國第一個自由主義的大游俠——莊周。
莊子的為人及其思想
我愛孔孟，而我尤愛莊生。
孔子熟，因而雍容和順、簡約含雅；孟子生，因而鋒芒畢露，感情奔放；莊子真，因而高妙奇瑰，恣肆汪洋。莊子性情率真、胸襟博大。大如鯤鵬展翅擊水三千里，拍風而上九重霄，邀游于碧海長空，不慕戀滾滾紅塵；小如蝴蝶款款而飛，悠游自在，心之所適，行之所安。莊子有維護自由之心，故向往逍遙之游。名利榮華是生命枷鎖，故棄之如敝屣；意識形態是思想羈絆，故堅決予以拒斥。他不為外物所拘。不為俗議所限，“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站者為友”，風流倜儻，瀟灑快意，無怪乎千古文人莫不為之心醉。世人蔽于人欲而不知天道，爭名奪利，樂生惡死，斤斤于是非之爭，汲汲乎仁義之辯，最終避免不了人性的喪失。
莊子為此感到深深的悲哀。于是他將自己對天道的體認，對天人之際的辯證，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化成先秦諸子第一流文章，中華學術第一等思想。其文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長風鼓竅，天語綸音，令人不知所自，嘆為觀止。若非意氣相投、才氣相匹，智力相當者，不足以與之俱游于《南華》（《莊子》一書被道教奉為《南華真經》）。因此，視野之寬狹，視力之高下，視域之深淺，是決定解讀《莊子》成功與否的關鍵。
莊子與儒家之爭
莊子之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異彩紛呈。儒、墨、楊各領風騷，爭吵也最激烈。而莊子則如幽谷百合，雖國色天香，但孤芳自賞，不與人爭，人亦不與之爭。莊子動手不動口，以木為紙，化刀為筆，力戰儒墨。
在莊子看來，儒家是最大的對手，幾乎整部莊子都在與孔子爭論。這是因為他認定儒家學說最易惑眾、最難對付。但是不是還出于南北對抗的分庭抗禮心態？莊子對儒家，尤其是對孔子的態度非常復雜，欽佩有之，褒揚有之，譏諷有之，貶抑有之，怒斥有之。是道不同不相與謀，還是道相近而“術”不同？是水火不容，還是陰陽互斥？
“仁義”二字被視為儒家思想的標志，“道德”一詞卻是道家思想的精華。今天的“道德”被理解為一種德性和德行，被視為一種符合倫理規范的品行。如果某種倫理規范說：你應該這樣做。而你果然這樣做了，就是有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即“缺德”。因而道德即倫理，人所皆知。但在先秦卻不是這樣。“道”意味著天道，“德”意味著有所得。人的“有所得”中最大的德便是一種符合適的生活。所以，由道而德，順道而行，就是天人合一，人道與天道打通，人的生活道路獲得了終極根據。天道作為體認的結果是不可懷疑的，因為懷疑是一種理性行為，而體認則超理性，屬于信仰層面。因此，“天人合一”之德也是不可懷疑的，值得懷疑的倒是某種倫理規范：它究竟合不合道德？進而，也可以發問：某種社會設置、社會思潮，合不合道德？這是道家一切批評的出發點。
儒家先圣孔子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孔子所志之道亦是天道，由道德而“仁”卻是孔子再三強調的。仁是天道無不為的一面，是愛人生民的大德，因而也應該是做人和治世的基本精神。孔子“仁”字不絕于口，卻不執著仁的某一方面。儒家倫理可用兩個字概括：禮和義。可以說，莊子與孔子體道的差異未必水火不容，但在如何得道、行道上便大相徑庭。如果說二人在道體上是理一分殊，那么在道術上則是分庭抗禮。所以，如果說戰國的王公諸侯、將相游仕是以血和火、利與欲去摧毀儒家所認定的古代的社會政治理想和人倫規范，那么
莊子則是以自己所認定的圣王理想去打破禮樂教化的儒家夢想。如果說孔子兼歷史標準與天道理想標準于一身來評說和批判現實，那么莊子則僅以天道理想來批判一切現存的行為制度和學說。因而孔子中庸，莊子孤絕。莊子實際上把仁降格到規范層次。
第一，仁義不合人之自然本性。所謂自然本性，就是曲者不因彎鉤而曲，直者不因準繩而直，圓的不因圓規，方的不因尺矩，粘在一起的也不因為膠和漆。天下萬物皆自然而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各得其所而不知其所以得。
第二，仁義擾亂人心。“昔日黃帝始以仁義亂人之心，……到了禹、湯、文王的時候，天下大亂。下有夏桀、盜跖，上有曾參、史魚，而儒墨并起，于是人們以喜怒之情相猜疑，以愚智之才相欺詐，以善與不善相非難，以荒誕與信實相譏諷，因而天下衰頹了。大德分歧，而性命之道散漫了。天下好智巧，而百姓好糾葛，于是以斧鉞來制裁，用禮法來擊殺，用肉刑來殘害，天下紛紛大亂，罪在擾亂人心。”（《在宥》）
第三，仁義之道為盜賊之道提供了邏輯上的合法性。善人與不善人皆可得仁義之道而行事，但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難道不是因為圣人之利天地少而害天下也多嗎？所以圣人生而大盜起，圣人不死大盜不止，絕圣棄知，大盜乃止。（《胠篋》）
第四，仁義之道是大亂之本。“愛民，害民之始也；為仁義而制止戰爭，是引起戰爭的根本原因。”（《徐無鬼》）選賢任能是使百姓相互傾軋，任用智力會使百姓竊財盜國。二者皆不足以使民生豐厚。實際上，道家可以把社會問題歸于其它任何學說。因為它們都提倡有為，而有所為是必有所不為，有所得則有所失，有所成則有所毀，只有自然無為才能無所失。只有死人才真無所為。
莊子與儒家之爭的原因在于他們的關注點不同。莊子法天，故圓；孔子法天務地，故圓而方。方是社會政治、禮樂教化，方之外是超越社會政治、禮樂教化，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也。具體地說，莊子式的方外是“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在個人逍遙的問題上，仁義之道不適宜的。比如“意而子”見許由，許由說：“堯教你什么了？”意而子說：“堯對我說：你一定要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說：“那你還來我這兒干什么？堯既然已經以仁義給你在臉上刺了字，已經用是非給你做了割鼻手術，你以后還想不想游于逍遙恣縱、無拘無束的境界啊！”（《大宗師》）意而子恐怕不行了。回過頭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莊子對孔子仁義之道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個人生命問題，而社會政治、社會教化次之。所以在批評中，莊子常常把仁降格到倫理規范層次，或僅作為天道的一個方面來批評，而孔子在理論上仁與規范銜接的不充分性，又為莊子提供了批評的口實。在莊子看來，個人生命問題的解決要遠遠大于社會問題，前者的解決是解決后者的前提。當后者無法解決的時候，不妨撒手不管，而求個人逍遙。那莊子豈不是像“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楊來了？
那么莊子是不是極端個人主義呢？不是。一個社會被稱為良好的，只是因為它的制度和設置能夠使每個人都可能去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但一個良好的社會并不能代替個人生活，再好的社會也不可能沒有人生的悲劇，而無論在任何社會，追求個人幸福是每個人唯一可能做到的，是天經地義的。莊子并不是在逃避社會，他只是想以完整的生命去生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避免被卷入喧囂和庸人自擾之中，不成為犧牲品。
在莊子看來，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什么，規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機心、分別心。既然如此，還用得著政治宣傳、禮樂教化、仁義勸導？這些都是荀子所說的“偽”。是以莊子不為。顏回對孔子說：“我有進步了。”孔子問：“怎么講？”“我忘掉仁義了。”“可以，還不夠。”過了幾天，顏回說：“我有進步了。”“怎么講？”孔子問。“我忘掉禮樂了。”“可以，仍不夠。”又過了幾天，顏回說：“我有進步了。”“怎么講？”“我坐忘了。”孔子大驚，問：“什么是坐忘”顏回說：“遺忘了我的肢體，拋卻了我的聰明，離棄了身體，忘掉了知識，與大道融為一體，此之謂坐忘。”孔子嘆道：“與萬物一體便沒有偏私了，參與萬物的變化就無偏執了。你真是賢人啊！我只能從乎其后了。”（《大宗師》）這便是莊子的追求：道德之鄉而不是仁義之道。如果不站在坐忘的境界、天道大通的視角來批評仁，只能落入各執一端的爭論，其結果自然只能是無是無非。
這就是莊子，一個逍遙于兩千年前，卻時至今日仍讓我們無比懷戀，無比追思的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