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離騷》后感的范文

《離騷》是屈原自敘平生的長篇抒情詩。它的名稱有雙重涵義：從音樂方面來說，《離騷》，可能是楚國普遍流行的一種歌曲的名稱。從內(nèi)容的題旨，司馬遷解釋為“離憂”，意思尚不夠明白；班固進而釋“離”為“罹”，以“離騷”為“遭憂作辭”；王逸則說：“離，別也；騷，愁也。”把“離騷”釋為離別的憂愁。其實，以我個人觀點來看，“離騷”就是“離優(yōu)”，人在遭遇憂愁的時候，怎不呼叫上天和父母，以抒發(fā)自己的怨憤呢！

這首詩也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詩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國古代最為宏偉的抒情詩篇。其寫作年代，或以為在懷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為在頃襄王時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盡管對《離騷》的寫作年代和題旨有不同說法，但仍可這樣明確地概括：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嚴(yán)重挫折以后，面臨個人的厄運與國家的厄運，對于過去和未來的思考，是一個崇高而痛苦的靈魂的自傳。

《離騷》所表現(xiàn)的思想內(nèi)容是極其豐富的。關(guān)于它的層次，我把它分成前后兩大部分。從開頭到“豈余心之可懲”為前半篇（既課文所截取的），側(cè)重于對以往經(jīng)歷的回顧，多描述現(xiàn)實的情況；后半篇則著重表現(xiàn)對未來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過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屈原自我、“靈修”（即楚王）和一群“黨人”，構(gòu)成激烈的矛盾沖突。從第一句“帝高陽之苗裔兮”開始，屈原使用大量筆墨，從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說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貴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對楚國的興亡有義不容辭的責(zé)任。他記敘自己降生在一個祥瑞的時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賜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強調(diào)自己稟賦卓異不凡。在此基礎(chǔ)上，詩人進一步敘述自己及時修身，培養(yǎng)高尚的品德、鍛煉出眾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獻身君國，令楚國振興，使楚王成為“三后”和“堯舜”一樣的圣明君主。總之，他自我的形象，代表著美好和正義的一方，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張，能夠把楚國引向康莊大道。

“黨人”即結(jié)黨營私的小人，“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他們只顧茍且偷安，使得楚國的前景變得危險而狹隘。而且，他們不但“競進以貪婪，憑不厭乎求索”，還“內(nèi)恕己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妒”，認(rèn)為詩人受到重用阻擋了他們的道路。于是謠諑紛起，“謂余以善淫”，誣蔑詩人是淫邪小人。

那么，掌握最高權(quán)力、因而能夠決定上述雙方的成敗并由此決定楚國命運的楚王，又如何呢？他卻是昏庸糊涂的。由于楚王是楚國的象征，詩人對他抱有絕對的忠誠？“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詩人，最終卻受了“黨人”的'蒙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斎怒。”進而背棄了與詩人的“成言”，“悔遁而有他”，由此導(dǎo)致了詩人的失敗。

屈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擊，他處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這卻進一步激起了詩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復(fù)地用各種象征手段表現(xiàn)自己高潔的品德：飲木蘭之露，餐秋菊之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陸離之長劍；又身披種種香花與香草。同時，詩人堅定地、再三地表示：他決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而妥協(xié)從俗，寧死也不肯絲毫改變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雖然，屈原在理智上是堅定而明確的，但這并不說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離騷》后半篇借助神話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的內(nèi)心深處的活動，和對未來前途的探索。一開始，詩人假設(shè)一位“女嬃”對他勸誠，認(rèn)為他的“婞直”不合時宜。這也是詩人內(nèi)心的一種想法。但緊接著，通過向傳說中的古帝重華（舜）陳辭、表述治國之道的情節(jié)，否定了女嬃的批評。而后他又在想象中驅(qū)使眾神，上下求索。同時，他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無法離開故土。

既不能改變自己，又不能改變楚國，而且不可能離開楚國，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別無選擇。全詩總結(jié)性“亂辭”這樣寫道：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離騷》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輝異彩。屈原以熾烈的情感、堅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產(chǎn)生了巨大的藝術(shù)感染力。

上升到某種程度，屈原不僅僅是詩人，他更是一位憂國憂民的政治家。我們不能對他的“長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艱。”所染目。但同時，對屈原所說的“美政”，如果冷靜地看，我們只能說這是超越現(xiàn)實的理想。詩人所服膺的“三王”之政，“堯舜”之治，實際是儒家虛構(gòu)的產(chǎn)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為本、修明法度、舉賢授能等政治主張，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作為一般原則雖然已經(jīng)得到普遍贊同，但在實際統(tǒng)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實行。而屈原卻始終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國，并以此照出楚國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國君臣的昏庸和貪鄙。當(dāng)認(rèn)識到“美政”不可能實現(xiàn)時，他寧可懷抱這理想而死，我們決沒有理由指責(zé)屈原“偏激”，指責(zé)他的理想“不切實際”。

因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類前進的光芒；為理想而奮斗是人類不可缺少的、得以擺脫平庸茍生的偉大精神。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詩人。屈原的作品，以縱恣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蕩的情感。一部《離騷》中，通過大量的關(guān)于美人、香草等富于象征意義的辭藻鋪陳，通過上天下地驅(qū)使神靈的輝煌奇幻的場面，通過反復(fù)表述自己的心跡，重建了崇高的自我形象。他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宏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chuàng)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

“民生各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