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改編，是抗戰初期全民族共同抗日的一大標志性事件。不過，這場改編背后，其實也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復雜背景。西安事變前，兩黨公開打、秘密談，一直沒有結果國共兩黨之間關于“改編”的談判，至晚可以追溯到1936年1月。

在1936年1月3日鄧文儀與潘漢年的談判中，國民政府開出的兩黨合作抗日的條件是：

一、取消蘇維埃政府歸順南京；

二、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三、共產黨可以存在，或共產黨全部加入國民黨；

四、改編后的紅軍全部開赴內蒙前線地區駐防抗日。

稍后，陳立夫、曾養甫、諶小岑等人，均先后奉命與延安就合作事宜進行接觸。延安方面此時雖與張學良方面達成統戰，正在醞釀“西北大聯合計劃”，認為南京方面要求紅軍開往外蒙邊境，是想要“導火日蘇戰爭”，但原則上也并不反對兩黨進行接觸。故談判雖然艱難，但至1936年夏秋，也終于逐漸進入了兩黨高層接洽的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雖然兩黨就“合作抗日”事宜始終沒有中斷秘密接觸，但公開的軍事沖突也同樣始終存在。而且，秘密談判的條件也常常因公開交戰的結果而有所變化。如1936年10月，因紅軍之西路軍在“寧夏戰役”慘敗，國民政府提出的合作條件也變得更加苛刻，不但要求“對立的政權和軍隊必須取消”，紅軍也只能“保留三千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而在11月胡宗南的一個整旅被殲后，陳立夫亦帶來了新的合作條件：紅軍可保留至3萬人。簡言之，秘密合作談判與公開武力沖突并存的狀況，自1935年底開始，大約持續了一年有余，二者互相牽制也互相促成；直至“西安事變”爆發，這種雙線并存的情況才被打破。

除此之外的其他問題，譬如紅軍的改編后的人數，蔣介石表示“都是細節，容易解決”。蔣不談“兩黨合作”，而要求共產黨“同他個人合作”，究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蔣介石此時正在謀劃另設“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取代喪失了號召力的國民黨——陳立夫曾建議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前面冠以“中國國民黨”字樣，結果被蔣痛罵：“有你這‘中國國民黨’幾個字，人家就不來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義來號召的好，用我的名義來號召的好?！庇纱瞬浑y看出蔣對“國民黨”號召力的悲觀判斷。

其二，蔣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將中共納入以自己為領袖的新黨之中的方式，變相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并進而使這一新黨，取代中共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1937年6月4日，周恩來赴廬山與蔣介石再次面談。據周恩來的匯報總結，蔣在會談中的主要意見是：

1、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干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干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

2、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后執行；

3、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

4、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黨關系，并由此堅固聯俄政策。

對于蔣介石取消中共獨立性的用心，延安方面看得非常清楚。其應對原則是：不反對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該組織必須“不干涉兩黨之內部事務，兩黨均保留各自組織之獨立性及政治批評和討論之自由權?！?/p>

與此同時，紅軍改編問題的談判也陷入了僵持，6月8日與周恩來商談后，蔣在日記中寫下了分歧的焦點：“共黨必欲將收編部隊設一總機關，自為統帥，此不能允許，應嚴拒之?！鄙院?，七七事變爆發。但因為蔣一度判斷日本無意全面侵華，故仍堅持不放寬改編條件，要求改編后的紅軍“各師須直接隸屬行營”，不能有自己獨立的總指揮部。

對此，延安方面的判斷是：“超過我們統一戰線最低限度原則，如果接受其條件有瓦解危險”，作為應對，延安方面曾決心不管蔣同意與否，“立即自動地改編為三個師一個軍部，向全國公布”，并預判蔣不至于因此就宣布兩黨合作談判破裂。

不過，這種極端情形并未出現。因七七事變的演化超出了蔣介石的預料，中日之間進入大戰狀態，蔣也終于不得不放下完全控制紅軍的企圖，于8月18日正式發表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八路軍”遂得以正式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