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在《我們仨》里寫道：“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鐘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現在，只剩下我一個。”

這本書我看過很多遍，可每讀到這句，依舊眼濕。

1998年，她87歲高齡，卻在這時接連失去親近的女兒和深愛的伴侶，該是怎樣排山倒海的疼痛與孤獨，那個年紀，身邊能說說話的朋友恐怕多半已經不在，連追憶往昔、與人聊天都成了奢侈，她怎樣獨自平靜而安寧地走過從1998年至今的17年？

而其間，她并不是沒有機會找個生活的伴兒和慰藉。

有一天，社會學家費孝通費老來拜訪她，她是他年輕時代的心上人，只是她對他卻沒那份情誼，當年，她與錢鐘書相戀后曾經寫過一封信給費孝通：“我有男朋友了。”沒想到憨厚的費孝通急了，找到她“吵架”，覺得自己更有資格做她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年少相識，青梅竹馬，最后兩人達成只做普通朋友的“協議”，以至于很多年后，費老依舊對記者說，楊絳是自己第一個心上人。

費老來看她，甚至細心地為了不惹她多心帶著自己的著作請她“斧正”。

舊友重逢，喜上眉梢。

懷舊或者共情，只能發生在兩個閱歷相近、水準相當的人之間，可以想象這樣輕快的交流給她獨居的晚年生活帶來了亮色，可是，噓寒問暖、相談甚歡之際，她突然覺得失態，態度立即冷下來。

送別費老時，比她還年長一歲的費老扶著扶手顫顫巍巍走下樓梯，依依不舍地頻頻回頭，原本溫情的她瞬間成為絕情的人，淡淡地說：“樓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難而上了。”

他須臾領悟了她的意思，從此徹底死了心。

讀過這些錢鐘書先生的身后事，再去看她寫的那些話，感觸完全不同：

“鐘書走時，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哪！’媒體說我內心沉穩和強大。其實，鐘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我們看過了太多輕飄飄的愛情，而一個能寫會說的經典才女的情誼，從來沒有停留在言辭，她既有言語的濃烈，更有行為的厚度——甚至，正是在行為的支撐下，言語才濃烈得有厚度。

真正的愛，向來不僅是說得好聽，更是做得好看。

真正的愛從不停留在長情的告白，而在于長情的體恤和疼愛。

人精力有限，某方面特別優秀肯定對應另一方面的短板，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太會說話的男人不太會做事，太會做事的男人沒有精力甜言蜜語。

而一個男人，有多少口才用來表達愛你，就有多少口才狡辯不愛你。

就像當年李敖從劉會云移情胡茵夢，胡茵夢問他怎樣向劉小姐解釋，他的話連最會寫的胡小姐都絕倒：“我會告訴她，我愛你還是百分之百，但現在來了個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暫時避一下。”

從容得幾乎無法反駁的狡辯。

從男人的角度，可以把這理解成真性情;可是，我是女人，我把這理解成劈腿，一個會說話的男人劈腿，真是讓人連傾訴都覺得無語。

停留在口頭上的愛情，猶如遠距離的精神依賴，很容易在遇到現實的矛盾之后灰飛煙滅;而有執行力的愛情，是生活中無限靠近的相看，是細節磨合碰撞之后的體諒，也是現世瑣屑的分擔。

1937年5月，楊絳先生的女兒錢瑗在牛津出生，她的父親欣喜地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家務的新爸爸燉了雞湯，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里，盛在碗里，端給妻子吃。楊絳先生在后來的回憶錄里說，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么驚奇。

真正的愛情，可不就是行動的奇跡？別人眼里再不能做的事，到了她這兒，便一切都開綠燈。

那天，我想了想，還是給軟妹子發了條私信：說的人只是動了嘴，聽的人卻動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