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剛剛師范畢業的我，被分配到一所村小里教書。

學校在村子后面，有兩個大隊的學生在這里上學，學生比較多，有200多人，七個教學班，校舍有些緊張。村前有一所破落的小院，也被用來當了校舍，安置了三個班。我踏上工作之路的第一個人生驛站，就是這個破落的小院。

和我在同一個院子教書的是張老師滕老師，滕老師是本村的民辦教師，既教書，還要種地。在墻的東邊是一個小小的菜園子，里面是滕老師種的蘿卜白菜。院子中間，有一棵很粗的大楊樹，它茂密的枝葉投下的影子，幾乎覆蓋了整個小院，遮擋了烈日，讓我和學生們可以在院子里放心地玩耍。

我來之后，學校負責人張老師和滕老師商量，想給我騰個辦公的地方。可是，滕老師只是答應，不見行動，張老師敦促了幾回，也就無可奈何了。只好在教室的后面，用磚頭搭起一條案子，我就在這兒批改學生的作業。

當時，村校里的老師，基本上是包班的，所有的課程都由一個教師來教，張老師也不例外，雖然那時他已經五十多歲了。我來之后，張老師并沒有立即讓我上課，我每天到校后的任務就是和班里的學生一樣坐在后面聽他講課。張老師講課時，喜歡一邊講著，一邊打著手勢，講得投入時會眉色飛舞，很有感染力。我就像個小學生那樣，托著腮，認真地聽他講課。有時候也幫他改改作業。

現在，我已記不清，這樣的日子到底過了多久。只知道自己先前懼怕講臺的感覺，就這樣在聽課的日子里，一點一點地消失了。甚至，在他來晚了，或者有事耽擱了的時候．我會偷偷地站在講臺下給那些小我五六歲的孩子們講課。慢慢地，我不僅不再懼怕講臺，而且就像一只吃不到桃子的毛猴那樣火急火燎，我想理直氣壯地給學生們上課。

張老師讓我選一門課，我就選了數學，并且，還自愿教學生們畫面、唱歌。當我真的站在講臺上時，心中競長長舒了一口氣，我不僅沒有了實習時的那份緊張和狼狽，反而格外的興奮和激動。

張老師講課時，我坐在后面聽。現在，我講課了，張老師就坐在后面聽。有時候，他一邊批著作業，一邊聽我哪個地方講得不透，或者教材把握得不好，他都會隨時指出來，讓我得以及時的改正。

他自己雖是一位有資歷的老教師了，卻從不擺架子，有不會的問題，也會向我請教。記得有一次，張老師在課堂上領著學生學習劉禹錫的《石頭城》：“山圍故圍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當時，我坐在教室后面給學生看作業，他突然問我：“李老師，這個‘女墻’是什么意思?我自己還不清楚呢，你給大家解釋一下，行嗎?”當著全班學生的面，他的態度是那么的誠懇。

教室門前是個大空場，是學生課外活動和課間做游戲的場地。他們做的游戲很多：抓石子、跳格子、挑繩子、丟沙包、踢毽子、捉迷藏。毽子是用六塊小方布手工縫制的，里面裝些玉米粒或大豆，有時候也裝些沙子。他們往往玩得最盡興時，張老師的哨子一響，他們乖乖地回到教室。滕老師雖然與專業老師不能相比，但他很敬業，自己學畫畫、唱歌，然后一點點教學生。教室門前場地的下面是滕老師家的菜地，滕老師會在上美術課時讓學生站在菜旁觀察、作畫。現在想來，滕老師真的很了不起！把美術課上成實踐課。一年四季，菜園綠著，菜名變換著，學生在看著、畫著。記得滕老師指著一個個胖乎乎的蘿卜說，看蘿卜青枝綠葉，長得多壯實，看誰畫的最像。

最難挨的是冬季，盡管滕老師早早找來報紙把窗戶糊好，但教室還是冷冰冰的，像個冰窖。滕老師在教室后墻角放上四塊土胚圍城一個方形，在圈里燃柴取暖。盡管山里不缺柴燒，柴疙瘩滿坡都是，但需要上山砍撿。滕老師總是在干活之余到山上砍柴疙瘩，挑到教室里，待到冬天就燒著取暖。那時的冬天盡管天冷地寒、環境差、條件艱苦，沒有空調取暖，盡管一個個總是灰頭黑臉，卻洋溢著甜蜜和快樂。

就這樣，在張老師滕老師的扶持下，我的教學生涯順利開始，較其他同學幸福多了。

小院教書的第三個年頭，我就調離了這兒。

記得有個中午，我還沒有到校，張老師就捎信讓我趕緊去學校，說中心校的業務校長要來聽我的課，我慌里慌張地趕去了。當我真的站在講臺上后，一如往常一樣進入角色，鎮定自若。這都得益于張老師平時對我的幫助和訓練啊。這節課后不久，我就調離了這個學校，離開了給我肩蒙給我厚愛的張老師滕老師，離開了那批善良可愛的孩子們。

時光荏苒，一晃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的課堂，當年的小院，都還歷歷在目，張老師滕老師早已退休安享晚年了，我的那些孩子們如今也已成家立業了。

那座小院早已不復存在，可是，我還會在夢里時時憶起她來。憶起我和張老師滕老師一前一后在教室里上課的情形，憶起我和學生們一起在那棵大楊樹下嬉戲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