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是誰，我想對歷史或文學有興趣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他學貫中西，是中國少有的大師，也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他精通九種語言，并用英語和法語翻譯了{{論語}}，得到世界震驚與不盡好評，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那部{{春秋大義}}更使無數學者贊嘆連連。可他生性怪癖，世人難解其所為，認為他不過是“清末怪杰”，老古董，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制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王國維投身湖中，陳寅恪評說其：“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辜鴻銘同樣如此，他留學回國，學術越發精深，可面對國破家亡之景，不免內心萬分撕痛，便以瘋癲行徑掩蓋此情。可當他看到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展開時，深知其中漏洞已現，想憑一己改變此景，可惜潮流如此，不可逆轉。怪只怪生不逢時。當然，他認為國民學者之運動未免太過于激進，會適得其反，其盲目從眾，野蠻之勢非中華傳統精神之要義。在我看來有其合理正確之處，我也將就此觀點展開探討。

在辜鴻銘先生贈送伊藤博文英譯版{{論語}}時，面對伊藤博文的發問：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沉著而鏗鏘的回答：“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今人算錯，和怪發明者乎？”

新文化運動，是否應完全推翻傳統的儒家文化，這個問題已經得到學界的解決：傳統儒學有其合理之處，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精髓，對古對今意義非凡，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這些，很明顯是過于偏激的，是有其漏洞的。從這點來看，辜鴻銘先生是非常有遠見的，百年前就認識到了其弊病之所在。當然，新文化中所提出的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用民主科學代替封建迂腐的觀點對于中華文化的發展是極其有利的，是順應潮流的。辜鴻銘的看法又顯得保守了。而且，在當時的環境下，如不激進的全盤的否定儒學，民智是不會快速發展的，新文化和五四運動，乃至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并蓬勃發展都是不可實現的，中國又豈能崛起。所以，我認為：激進的新文化運動在當時是最合適的。有些史學家認為，陳獨秀等輩的行為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是非常不利的，新文化運動的進行是利大于弊，應該新文化與舊文化并行。可他們是否意識到，在民智極弱的情況下，并行只會使人民的思想更加混亂，人民更難接受新的文化思想，最終失去群眾基礎。那么，運動還如何展開進行呢？中國還如何自救呢？激進不代表不能救國，反而在適當的時機發揮出不可思議的力量！辜鴻銘或一些史學家的觀點從現在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卻并不能從當時的國情出發思考問題。

另一個我想談論的關于辜鴻銘先生的觀點便是，他在五四運動時期，于日本報紙上發表的文章，說學生是暴徒，是野蠻的。他是否是賣國的，是崇洋媚外的呢？我認為：遠遠不是。而且此觀點在我看來有其正確性與合理性。

為什么我會如此說呢？五四運動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可學生們是否理智思考了呢？盲目的運動是否會爭來國權呢？曹汝霖等人為何可以輕松賣國呢，他們是否是真正的賣國賊，幕后黑手呢？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想清楚，雖有一腔愛國情，也是盲目的，與文革時的紅衛兵有何區別呢？五四運動雖然是新民主主義的開端，但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而辜先生的看法在很多人眼中是保守，甚至反動，但它卻很據價值，值得現代史學界思考。

先生已逝數十年，他的些許觀點論述卻值得讓今人反思啊！在下無知學徒，憑略識一二，發表謬論罷了！在我看來有其合理正確之處，我也將就此觀點展開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