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陵散雜文隨筆

嵇康被害臨刑前說：“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但他的《廣陵散》也是從別人處學來的，怎么會他死了，就絕響了呢？

早在東漢和三國初年就已經有人提及過《廣陵散》，比如：應璩《與劉孔才書》就有：“聽廣陵之清散”的說法，傅玄《琴賦》說：“馬融譚思于《止息》。”唐人李善認為《止息》就是《廣陵散》。孫該《琵琶賦》說：《廣陵散》等曲“每至曲終歌闋，亂以眾契。”應璩和馬融都是嵇康之前的人物，孫該和嵇康同時。嵇康被殺以后，《廣陵散》也并未絕響，自晉至唐、宋，仍然在流傳。潘岳的《笙賦》就說：“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李善注《文選·嵇康<琴賦>》時，明確說：“《廣陵》等曲，今并猶存。”南宋文學家樓鑰的《謝文思許尚之石函廣陵散譜》則說他不僅親眼看到了《廣陵散》曲譜，還說此曲：“慢商與宮同，慘痛聲足備。”至于為什么名為“廣陵”？則前人沒有留下什么資料，我猜想是摹寫了廣陵潮的怒號之聲。

繆天瑞等人主編的《中國音樂詞典》說：現存《廣陵散》琴譜，源于明太祖之子寧王朱權所說“傳自隋宮，歷唐至宋，輾轉流傳于后”的《神奇秘譜》。就是東漢蔡邕《琴操》所載的《聶政刺韓王曲》。刺韓王的故事說聶政的父親為韓哀侯鑄劍，過了工期沒有鑄成，于是韓哀侯就下令把他殺了。聶政當時還未出生，長大后從母親口里知道后，立誓為父報仇，最終藏劍于琴，刺殺了韓王。蔡邕之說與《史記》記載的聶政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不同，但韓哀候在位也只有六年，所以蔡邕之說，可以視作文藝創作。盡管如此，其反抗暴政的共同主旨與嵇康之心是相通的'，如果此說成立，也許就可以從中得知：嵇康之所以喜歡《廣陵散》的“夫哀心藏于苦心內，遇和聲而后發”了。

竹林七賢作為有一定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是在服從真理、理想，還是服務于統治政權這一問題上的掙扎，在司馬氏集團和曹魏陣營的殘酷傾扎中應該如何表現，就是這個群體影響后人和留給人們的思考題。精神王國的任自然與世俗的王國的虛偽之間，有時相互間可以不屑一顧，所以阮籍可以說：“禮教豈為我輩而設！”嵇康甚至為此把生命置之度外，但他臨終也已經看得很清楚，正如阮籍對遲到的王戎說：“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時，王戎笑道：“卿輩意亦復易敗耳！”一樣，時過境遷，司馬氏集團留給他們的余地已經越來越窄，越來越多的人屈服成了庸眾。所以他說：“《廣陵散》于今絕矣！”他所堅持的理想將要止息。身后的事也只能無奈地隨俗了，所以他無奈地把兒子也托付給了已經絕交的山濤，但他不會想到，兒子以后會無謂地為白癡的晉惠帝獻出了性命！

果然，嵇康死后，阮籍也屈服了，還在袁孝尼家里為司馬昭寫了《勸進文》而銜恨而死，留下了一句“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浩嘆。和嵇康一起打鐵的向秀則硬著頭皮送上門去，還被司馬昭調侃說：“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逼得他違心地說了：隱居箕山的巢父、許由“乃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的話；劉伶也到王戎的幕府中當了一名“建威參軍”；山濤和王戎一樣，雖然向慕竹林的精神自由，在究竟現實是理想的附庸，還是理想是現實的附庸這個問題上，現實的成分占居了壓倒性的多數。所以在曹魏勢力占主導的時候，山濤就出仕了，一看到風向要變，他又回到了竹林，等到司馬氏占上風時，又再次走出竹林，腆著臉向表外甥司馬師要官做，讓司馬師恬不知恥地說了一句：“呂尚欲仕乎？”而七賢中的阮咸，山濤在舉薦他為吏部郎時說他：“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司馬昭以其崇尚虛浮之談、嗜酒如命為由而不用。不難想象：此時名士已經失去了市場，即便是想“移”，司馬氏也已經無需用來裝點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