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歲的時候煩死了學習，離高考還有幾個月的時候父親安排我到成都去當兵。就這樣，我穿上了軍裝，當我每天早晨被軍號吹醒時，當我每天被一項項紀律要求時，我覺得人生怎么這么無聊啊。

一切的改變是從伊蕊的出現開始的，當她從山坡的那邊漸漸向我走來，我正舉著相機拍落日，而她闖入了我的鏡頭，梳著短發，穿著一身軍裝。

夕陽中的伊蕊英姿颯爽，我從來不知道女孩子穿軍裝會這么美麗，比起那些穿裙子的女孩子要美麗一千倍。我傻了一樣，把相機的快門摁下去的剎那，伊蕊的臉色變得很難看：誰讓你拍我的？

我呆呆地站在她對面，展顏一笑。伊蕊，這個十七歲的文藝兵，像一棵水仙花在我心中搖曳多姿。我沖下山，幾乎是一路跑著回到連隊，把宿舍全打掃干凈了，連長說了幾次的被子也被我認真地疊成了豆腐塊。

文藝兵營房和我們連離得不遠，有事沒事我就去伊蕊那里，她是不理我的，而我每次只是路過，透過窗子看著里面的排練情況。伊蕊是拉二胡的，很多次我路過那里的時候，她正在深情地拉著。我從來不知道二胡的聲音這樣好聽，但現在，我買了十盒二胡帶子，從《二泉映月》《江河水》到《病中吟》，我終于明白伊蕊身上為什么總有一種淡淡的雅致和美麗了，明白她為什么像一朵水仙花了。當我戴上耳機一個人聽時，總是會泛起微微的酸來，而十七歲的文藝兵伊蕊，根本沒有注意到一個叫康明陽的男兵，那個男兵把他拍下的那張照片放大了擱在日記本里。那是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伊蕊，陽光燦爛，穿著肥大的綠軍裝，短發在風中飛揚著。

幾個月后，文藝兵的連長莫紅來找我，她大大咧咧地說，小康，聽說你會照相，我們文藝連想請你去給女孩子照照相，可以嗎？

我差點跳起來，因為伊蕊馬上會出現在我的鏡頭里了，這樣的美差如何會不愿意？

當那些文藝兵換了五彩繽紛的衣服出現在我的眼里時，我卻發現少了一個人，因為伊蕊沒有在那里，我有些失望地問莫紅，你們就這些人啊？

莫紅說，噢，少一個，她去演出了，給人救場，如果她回來愿意照就讓她再去找你。

那天我心情很亂，照來照去的女孩子們在我鏡頭里像一只只蝴蝶，但我只想給那個穿著軍裝的女孩子拍照，她笑的時候，我的心中像千萬朵花在開。

周日，一個人在床上看伊蕊照片的時候，有人敲門，我去開門，門外，站著照片上的人。我慌了手腳，因為以為是戰友，所以，穿得幾乎衣不遮體，而且剛理了極難看的頭發，像個逃犯一樣。她笑著看我，康明陽，連長說照相可以找你，因為只有我沒有照過，可以再給我照嗎？

我幾乎顫抖著，當然當然，然后倒水給伊蕊，不小心燙了手，再拿出老媽寄來的話梅，發現被我放得快發霉了，我解釋著，成都太潮了太潮了，而同樣緊張的小女兵伊蕊拿著我倒給她的水說，不會喝不會喝。

當我拿出照相機時我腦袋都大了，一下就傻眼了，上次給那幫女生照相所有膠卷全用完了，而要再買新的膠卷要去成都市里，往返幾乎要半天，怎么辦？

有事嗎？伊蕊問我。

沒有沒有。我立刻鎮定下來，我們走吧。

伊蕊依然穿著那身肥大的軍裝，英姿颯爽。

我和伊蕊去了后山，后山上，大片大片的野花開得正燦爛，伊蕊站在那些花中間，風吹過來撩起她的短發，鏡頭里的伊蕊一臉拘謹和羞澀。我不敢看她，只是忘情地注視著鏡頭中那個女子，那個像水仙花一樣的女孩子，輕輕地搖曳著，在我的眼睛里，在我的心中。

那天我一直在拍，好像永遠也拍不完一樣，伊蕊從來沒有問過我，她只是按照我的要求擺著姿勢。一張又一張我摁著快門，只有我知道，那里什么也沒裝，但是，伊蕊的身影已經不用照相機了，因為她的每一笑每一顰都刻在了我的心里，那些美麗的倩影如一張張永遠的底片，只要我想，就會瞬間影印出來。

累的時候，我們坐在后山的山坡上，伊蕊說，有機會我給你拉二胡聽吧。

好。我說，然后我伸出了手，把你的呼機號碼給我吧。

伊蕊笑笑，在我手上寫了一串號碼，怕出汗，我就那樣張著手，一直到宿舍，其實，那個號碼我早就記住了，只是怕一轉眼背錯一個數字。

那次照相成了我和伊蕊的秘密，當一幫女生穿著軍裝濕著頭發從浴室出來碰上我時，我總假裝不認識伊蕊，因為我和伊蕊都明白在軍隊里戀愛意味著什么，何況，我們從來沒有說愛，但我在我的軍帽里寫了一行字：伊蕊，很愛很愛你。

在伊蕊和我要照片的時候我對她說，背著二胡去后山等我吧。

在后山上拉二胡的女子，忽然讓我有種想流淚的沖動，盡管我騙了她，盡管我沒有為她照相，但是，她早已經在我心中，為我拉了許多曲子了，然后她伸出手來：我的照片呢？

對不起，我說，膠卷壞了，所以，我們要重照。

她愣愣地看著我，然后說：你是騙子，然后背起二胡轉身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也許我那天應該告訴她相機里根本沒有膠卷，也許我應該把偷拍的那張給她？一切還來不及細想如何解決，文藝兵調離了成都，全去了北京，我呼了伊蕊有幾萬遍，但轉眼間煙消云散，我竟然忘記她的呼機出了成都是呼不通的，一個月后，我從成都調往江蘇，從此永遠失去了她的消息。

幾年后，我終于如父親所愿上了軍校，然后一直留在了部隊里，而伊蕊卻再也沒了消息。

兩年之后，我結了婚，和一個地方上的女子，并且舉辦了自己的攝影展，攝影展的第一張照片就是伊蕊。十七歲的伊蕊，在后山的山坡上被我偷拍的那一張。只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和伊蕊說，那次我們去后山上照相，我的相機里是沒有膠卷的，而之所以這么做，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愛上了她。

那頂舊軍帽我一直留著，在帽圈里，一直有那一行小字：伊蕊，很愛很愛你。我的妻幾次想扔了它，都被我阻止了。軍帽里的秘密，是曾經開在我心中的一株水仙花，只開在十八歲那年的夏天。

偶爾的一天，我坐在電視前，看到一個穿黑色緊身衣的女子，長發，正深情地拉著二胡，是拉了幾十年的《二泉映月》。一曲終了，主持人說，請二胡演奏家伊蕊再為我們拉一曲《光明行》。我呆呆地看著，直到眼淚像蟲子一樣堆滿了雙眼。演出結束后記者做了隨機采訪，有人問伊蕊，開這樣的二胡演奏會是不是特別激動特別緊張特別難忘？伊蕊搖著頭，笑著答，不，如果說難忘，那么我十七歲時的那場演奏會最難忘，因為聽眾只有一個，并且，我還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