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場徒勞無功的奔跑

在初中二年級某天早自習的七點零五分，我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今天上數學課要用的練習冊忘在家里了。

數學老師是一個強勢的中年婦女，臉上永遠帶著視死如歸的表情。說起話來也如抗日劇里沖鋒陷陣的英雄般大義凜然不容置疑。即使身為課代表，我跟她也沒有太多交流，只剩下了畏懼。昨天。她還帶著秋風掃落葉般的無情數落一個男生：“課本忘帶了？人怎么沒忘在家里？你這種人，還來上學做什么……”我光想象一下內心都無比焦慮，一遍遍翻書包的過程中呼吸漸漸急促，額頭也滲出汗珠來。

很不幸，還是一無所獲。在班主任巡視到我身邊的時候，我站了起來，請求回家拿練習冊。自習課離數學課還有半個小時，應該來得及。班主任皺了皺眉頭說：“去吧。”班主任是個和善的人，但是發明了一種被稱為“連坐”的懲罰措施。所謂“連坐”就是哪個小組有不完成作業或者上課回答不上問題的人，全組罰掃地。每當同桌上課被老師叫到名字的時候，我就心里一緊——我已經掃了兩個月的地了。若是這次被數學老師罰站，或許我也會變成連累別人的人，多么可恥啊。同學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被挑撥的。這么想著，我幾乎是順著樓梯扶手從四樓滑到了一樓，險些撞上了要去隔壁班的地理老師。

地理老師也面善，留著“地中海”式的發型，學校里這個年紀的老師的頭發幾乎都是“地方支援中央”的梳法。教導主任的“光明頂”我們一覽無余，地理老師由于個子很高，相對保持于一點神秘感，倘若是地理課本忘了帶，我可不會驚慌，跟同桌共用一本就是，絕不會被上升到數學老師批評的“中華民族的敗類”的高度。他嗔怪地喊我：“你慢點兒。”

我抱歉地朝他吐了吐舌頭，繼續往家里跑。我騎車上學，每天自行車都要放到冬青花壇邊的指定地點，每個班一小塊兒地方，每天安排兩個男生專門“擺車”，擺得整整齊齊，挨挨擠擠，充分利用空間，學校還要檢查打分。×干事每日穿梭在校園中，揪出不穿校服的姑娘，對劃分到各班的衛生區做一天三次的檢查：不能有煙頭，不能有落葉，不能有雜草。可是，×干事本身卻不是個講衛生的人，他似乎有陳年的喉疾，站在那里就“咳咳”不停，“呸”出許多不明物質，然后用蒙著灰塵的皮鞋在地上蹭來蹭去毀尸滅跡。

看見×干事，我打消了騎車的念頭，決定跑回去——值日生都把車擺齊了，我很難安全地把自己的車從中抽出來而不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回到家，我很快從寫字臺上翻出那本數學練習冊，卷在手中繼續跑。后來聽我媽說，她早上發現我忘帶這本或許有用的書，可是看了不知是劉亦婷還是黃思路媽媽寫的如何培養孩子到美國留學的文章后，覺得應該讓我學會對自己的粗心大意負責，也就沒有提醒我。勵志書真是可怕的玩意兒。

七點三十五分，我站在教室門口，喊了一聲“報告”，打斷了數學老師的開場白，在她狐疑、不解的復雜目光里，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回到自己座位上。她沒有怪我，也沒有問為什么。

坐定后，我大口喘著氣。滿臉通紅，汗如雨下，像一只熱氣騰騰的大包子。跑起來的時候，身邊有風呼呼地刮著，一旦靜止了，所有的熱量都開始尋找出口，順著每個汗毛孔汩汩地向外涌出來。周圍的同學不時偷瞄我的狼狽。

那堂課我什么也沒聽進去，而且，老師講課時并沒有用到那本練習冊，也就是說，我奔跑的那一個早晨是徒勞的。但當我以后每次奔跑到達某個地方，然后汗如雨下的時刻，常會想起那個早晨的人和事。盡管我不再碰到他們，卻避免不了遇到旁人。其實，世界總在重復，為了免于恐懼，人的一生總要做許多徒勞無功的奔跑，那不過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