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大多以為，建國后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彭德懷是第一個含冤蒙塵的老帥。其實，中國十大元帥在和平年代里第一個受到錯誤批判和罷官的，竟是曾被譽為中國現代戰爭史上一代戰神、解放后一心撲在軍事教育事業上的劉伯承元帥。而他的這一際遇卻與后來蒙冤更深的彭德懷元帥有很大關系。

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兩人之間其實存在鮮為人知的歷史誤會。同是國家“長城”，劉伯承和彭德懷究竟有什么誤會呢？

反圍剿：兩人氣話傳走樣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后，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此前，關于毛澤東的去留問題，寧都會議上曾發生激烈爭吵。彭德懷等極力主張毛澤東仍留在前方協助指揮軍事，但張聞天、王稼祥等“洋派”則堅決主張毛澤東離職。爭論中，劉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隨即，他又發表了批評毛澤東、彭德懷等“游擊主義”戰術的文章。彭德懷十分惱怒。

第四次反“圍剿”中，蘇區中央局命令紅軍先發制人，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紅三軍團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2000人馬，而國民黨軍則有近萬人。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大為不滿：“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占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果然如彭德懷所料，激戰一晝夜，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卻自損300余人。彭德懷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

彭德懷將中央局的過失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而且話傳走了樣。事后劉伯承頗為不滿地反駁：“紅軍本來就存在著游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話又傳回去，剛直易怒的彭德懷會是何種反應可想而知。

百團大戰：劉伯承指失誤

全面抗戰爆發后，彭德懷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期間，彭德懷領導發起著名的“百團大戰”，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兩人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

然而在1945年4月，黨內開始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4月30日，劉伯承作報告總結晉冀魯豫地區抗戰7年來的工作。這個報告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劉伯承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也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軍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劉伯承提出的這些問題，并不是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作了自我批評。然而，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百團大戰失誤的認識和評價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后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再有什么異議。

軍事院校被斥“大本營”橫遭“反教條”

風暴沖擊1951年，劉伯承元帥受命在南京創辦新中國第一所軍事院校。正當他埋頭致力于軍事教學，一心要打造—所“東方的伏龍芝”、“東方的西點軍校”時，卻毫無思想準備地卷入了—場“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旋渦之中，且首當其沖地受到批判，軍事學院也被國防部定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當時，彭德懷元帥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正是由于他的錯誤引導和極力打擊，軍內在1958年掀起了一股“反教條主義”斗爭之風，揪出了一個所謂以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上將為主帥、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李達上將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一批高級將領和高中級干部被打成了“反黨分子”。而劉伯承元帥因“檢討深刻”，得以逃過劫難。一年后的“廬山會議”，彭德懷元帥被“撤職”后對反教條主義事件深刻反思并作了自責，后人“為尊者諱”，“為尊者隱”，故沒有過多指責劉伯承元帥挨整的肇始者——剛腸嫉惡、內無陽秋、外有臧否的彭大將軍。

當時，劉伯承正在青島養病，得知南京軍事學院和軍委訓練總監部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和“司令部”后，曾名義上擔任過第—任訓練總監部部長(未到職，葉劍英代理)，仍是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他，自然無法回避，只得拖著病體進京接受批判。在醫院，他冒著失明的危險寫檢查，后在別人攙扶下蹣跚上臺深刻檢討，因“檢討深刻”，劉伯承總算過了關，但他想通過作檢討保護一批同志的愿望卻未實現。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掛印罷官，兵戎生涯遂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