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人們一談到“蔣介石侍從室”，當官的會肅然起敬，老百姓也會談虎色變。這是因為，蔣介石侍從室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政治中心，是國民黨所有黨政軍機關都要俯首聽命的“太上皇”，是國民黨政權中所有權貴顯要都伸長脖子注目仰視的“圣殿”，是影響整個華夏大地歷史進程的許多重大事件的策劃之地。

蔣介石深諳用人之術

侍從室為什么會有這樣大的能量，能起這樣大的作用？說穿了，唯一的原因是它服務的對象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最大的獨裁者——蔣介石。

1936年1月，蔣介石對侍從室進行了重大改組，成立了侍從室第一處和第二處，簡稱“侍一處”、“侍二處”。1940年又成立了“侍三處”。這三個處都直屬蔣介石個人領導，都是“通天”的。而這三個處的主任，都是國民黨的軍政大員，非同凡響。例如當過侍一處主任的張治中，曾當過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將加上將銜（這是國民黨軍銜的一個階級，低于二級上將，高于中將）。難怪他就任之后，侍從室通電各戰區司令長官，鄭重其事地宣告：“委座看重侍從室，特派張治中為主任。”

此外，擔任過侍一處主任的還有錢大鈞、林蔚、賀耀祖等，都是國民黨政權的風云人物。

還有一個侍三處，主任是陳果夫。“蔣家天下陳家黨”。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掌管著國民黨的黨權，是臭名昭著的C.C派首領。陳果夫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兼組織部長。與此同時，他還兼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三處主任。

三個處的主任都直接聽命于蔣介石，這可以避免權力過分集中于一人之手，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三人之間還可以互相制約，亦便于蔣介石的駕馭。看來蔣介石是深諳用人之“術”的。

侍從室干預“司法獨立”

侍從室的觸角伸得很長，許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對標榜“司法獨立”的法院也要干預，也要指手畫腳。

1942年，在重慶出了一件大案，曾轟動山城。事情是這樣的：中央信托局運輸處林世良，勾結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動。一次從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價值3000多萬元的商品，林世良從中漁利1000多萬元。誰知事機不密，被軍統局偵知。軍統本來就想把緝私這塊“肥肉”從孔家手中攫取過來，遂向蔣介石狀告孔祥熙。

這時抗戰正處于最困難時期。廣大群眾生活艱辛，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多少人啼饑號寒。“家無隔夜糧，路有凍死骨”，可謂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而林世良之流竟大發“國難財”，輿論嘩然，國人皆曰可殺。司法機關懾于民意，準備將林世良判處死刑。

但林世良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個有很硬背景和后臺的特殊人物。他的后臺就是蔣介石的大舅子、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以及孔夫人宋靄齡。這位孔夫人是當時“第一夫人”宋美齡的大姐，嗜財如命，搜刮錢財不擇手段。而做走私生意在當時是撈錢的一條捷徑，孔夫人和她的大公子孔令侃豈肯放過。林世良先當過孔祥熙家的管家，后來又替孔祥熙家族做走私生意，西藥、五金、卡車、建材，以至鴉片、嗎啡等毒品都拼命走私，毫無顧忌。萬一林世良在臨死前將走私內幕和盤托出，孔、宋豈不要大丟面子？權衡再三，孔、宋二人決定“運動”法院使其從輕判處林世良無期徒刑。法院當然不敢得罪孔“國舅”和宋“皇姐”。按照孔、宋的要求，將案件呈報到了侍從室，待蔣介石“核準”后即行辦理。

侍從室里的“智囊”們看到案件報告后，進行了議論。權衡結果，陳布雷、于達、唐縱等人在呈批件上擬了個“判處死刑”的意見。蔣介石猶豫再三，最后下決心寧肯開罪“國舅”和“皇姐”，也不愿動搖自己統治的根基，于是同意了侍從室的簽呈，下令將林世良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