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歲的“贍養人”

作者:李佳蔚

好像回到了70多年前，媽媽照顧著女兒。

在繁華的北京王府井街頭，李秀英和侯昌鳳以特殊的方式養老。母親年齡雖大，但還有勞動能力，每日去撿瓶子賣錢，女兒因為患病只能依靠母親的照顧。

戶籍制度的僵硬、低覆蓋的養老保障、貧困人群的無力，讓這個個例故事，看起來不那么特殊。

“桃姐”和女兒

33歲的李秀英從安徽無為縣來到北京，是在1951年。這個樸實的農村婦女，成為了一戶干部家庭的保姆。

她先后帶大了雇主家的四個孩子。李秀英說，那時，沒有牛奶，沒有糖，也沒有餅干，六個月后就得喂飯，帶孩子比較辛苦，可自己很快樂。

1964年，李秀英跟隨雇主一家，搬到了現在的住處，與王府井大街僅僅隔著一個通道。

保姆的身份，逐漸失去了實際意義，李秀英與雇主一家人共同生活在一個院子里。她的身份，更像是一個“桃姐”。

香港電影《桃姐》，講述一位生長于大家庭的少爺，最終為自幼照顧自己長大的家傭桃姐養老送終的故事。

和“桃姐”類似的是，李秀英的晚年也近乎老無所依。

李秀英老伴兒死得早，她也不愿意再嫁人。除了女兒侯昌鳳，她還有一個兒子。兒子小時候手裂了口子，李秀英買來硫黃霉素，可兒子一頓就把藥都吃了，頭發燒光，胃也燒焦了，“得胃癌死了。”

當年一手帶大的雇主家的孩子，成了李秀英的“贍養人”。其中一對雙胞胎姐妹，通過努力，給李秀英落了戶口，就落在她住的房子上，還給她辦了社保。

90歲時，一次上樓收廢品時，李秀英摔斷了腿。她醫保所在的醫院不收，“歲數太大，接不了，治不好。”

在廣播電臺工作的“大女兒”幫她找醫院，打聽哪個醫院接骨頭接得好。后來，“大女兒”送李秀英去了北大第六醫院，做了手術，住了70天，花了7萬塊錢。出院后，“大女兒”還給李秀英買了一個碳鋼的行走輔助支架，方便走路。

“對我這個腿，很上心，”李秀英摸著打有鋼板、釘有四根釘子的右腿，臉上如刀刻一般的皺紋舒展開，笑了，“醫生說，我開刀的時候，她們一直在外面等著。”

和母親的“幸福”相比，女兒侯昌鳳可謂“老無所依”。

30年前，侯昌鳳從安徽老家來到北京，投奔母親。

侯昌鳳有四個女兒，一個大兒子，按照傳統“多子多福”的說法，她的養老應該無憂，可是她卻沒人養。

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侯昌鳳幾乎是一身的病。兒子還注銷了她的戶口。沒有戶口，意味著沒有低保，意味著失去了年老后的保障。侯昌鳳成了“黑人”。

在侯昌鳳的描述里，兒子駱成福不孝順，還阻攔其他幾個女兒養她。

侯昌鳳后悔把兒子寵壞。她說，兒子小時候淘氣，常挨丈夫的打，她便拼命護著；兒子受傷，她更是磕頭燒香求神靈庇護，“但沒想到他卻注銷了我的戶口。”

手有殘疾沒法工作的侯昌鳳，想不出別的法子來，她只有投奔母親。“我心里一點都不想著戶口，我是個殘廢，”侯昌鳳話里帶著哭腔，“我不想給國家添麻煩。”

李秀英每天在王府井大街拾荒，再加上70歲后享受的低保，可以養活娘倆，攢錢給女兒治病。這樣的日子過了20多年，生活平靜地好像合情合理。

自食其力

5月12日，母親節前一天，一組名為“那些年，感動過我們的媽媽”的圖片，在網上流傳開來。

李秀英的照片，被放在第一張。

白色帽子，藍色褂子，豎杠條紋圍裙，右手藍綠色手套，左手灰色手套，挽起的袖子，露出一段像松樹皮干裂的手臂，行走支架的左邊，掛著一個大大的紅色塑料袋子，這樣一個李秀英，站在王府井大街道中間，在周圍富麗堂皇的商鋪和燈光映襯下，顯得格格不入。

“感動，好想去看她們，看到老人，想到我天堂里的外婆，淚流滿面。”一位網友說。

其實，這只是李秀英無數“拾荒”夜晚中的一個。

每天傍晚，李秀英都要扶著行走輔助支架，出來撿瓶子和紙盒。她的腿腳不方便，半個小時才能走100米。每走一步，她都抓住支架，一走一拖，身后像拖著一個“大尾巴”一樣。

慢慢的，周圍的商戶、小賣部的老板和環衛工人，都認識了李秀英。大家看她可憐，都把廢品給她留著，等她上門來取。

一位做服裝生意的商戶說：“這么大年紀了，不容易，沒人管，也只能幫她攢幾個瓶子。”李秀英年紀大，動作慢，搶不過別人。每撿一個瓶子，她都要俯下身子，弓著腰，頭幾乎探進垃圾箱里。

有一次，她在街上看到兩個撿瓶子的為一個瓶子吵起來，她說，別為一個瓶子打架啊，就拿出一個瓶子給了其中一人。

女兒侯昌鳳的手有殘疾，不能拎重物，不能幫母親一起出去撿瓶子。她只能到商戶那里，把一些輕便的廢紙盒裝在一個箱子里，用繩子拖回去。

在屋里昏暗的燈光下，她用干瘦的手給女兒揉揉變形的手，一臉的心疼。

這是一間不到7平方米的屋子，屋里開著燈，可就跟沒開一樣。左邊有張上下床，床邊擺著一張木桌子，墻壁發黃，有的地方墻皮還掉了下來，彌散著一股霉味兒。整個屋里最值錢的是一臺25寸的電視機，還是別人送的。

李秀英和侯昌鳳的很多衣服，也是別人送的。“好心人多。”李秀英說。

那組圖片以及后來媒體的報道所引發的眾多關注，為母女倆帶來了更多的好心人。他們來到王府井大街，找到李秀英和侯昌鳳，有的幫她們撿瓶子，有的則直接給她們錢。

面對絕大多數好心人，李秀英選擇了“拒絕”。比如，別人要進屋里來看看，她們死活不讓進。

周圍的一些人慢慢理解李秀英的苦心，“她真的是想自食其力，通過自己的勞動養活女兒。”而一個人，李秀英沒有辦法“拒絕”。

“我要和我媽在一起”

6月6日上午，王府井菜廠胡同，在一扇門牌號為“甲3”的朱漆木門前，駱成福按下了門鈴。

木門另一側，他的母親侯昌鳳正在清掃地面上的垃圾。

駱成福是前一天晚上，搭乘火車從合肥趕到北京的。和他一起來的，還有銀橋鎮派出所譚警官和村委會葉主任。

譚警官介紹說，無為縣公安局在網絡上看到了關于李秀英“拾荒養活74歲生病女兒”的報道后，得知侯昌鳳至今沒有戶口，民警查閱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檔案，找到了侯昌鳳的個人信息，當時其登記的名字還是“侯常鳳”。

“無為縣公安局局長親自批示，決定‘特事特辦’，讓民警來京為侯昌鳳補辦戶口。”譚警官說。

聽到門鈴聲，侯昌鳳快步走上前去開門。木門打開的一瞬間，兩人同時愣住了。

“媽，我是你的兒子啊，來看你了。”

侯昌鳳左手拿著簸箕，右手提著掃帚，似乎沒聽到這句話，只是愣在那兒，簸箕里的紙屑滑到地上。

“你不是我的兒子嗎？你怎么來了？”半晌，侯昌鳳開口說道。她不再說話，轉身放下手中的活兒，帶著兒子一行幾人進了屋。

聽到外孫來了，李秀英開心地喊起了駱成福的乳名，“寶寶啊，你可胖了，冷不丁認不出來了。”

在李秀英的記憶里，駱成福“不怎么做事”，來過自己這里卻從來不買什么東西，她看外孫可憐，給過他1000塊錢，可外孫再來要，她就拒絕了。

“我和他說，對面就是派出所，你去問他們，他說我給你，我就是要飯也給你，后來就不來了。”李秀英說。

可現在，李秀英把香蕉塞到駱成福手里，看著外孫吃。

她仰起頭，端詳著，“寶寶啊，你的頭發怎么還白了？”“你和你媽就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鼻梁比你媽好看。”“可你眼皮怎么是腫的？”

與李秀英的熱乎兒不同，一旁的侯昌鳳別過頭去，故意避開兒子的目光，一句話也不說。

駱成福也覺得委屈。23歲時，他當兵時受了傷，在北京做手術，母親侯昌鳳從老家趕來照顧他，可侯昌鳳手有殘疾，做事不太利索，駱成福就經常對母親發火，“讓她很傷心。”

傷心了的侯昌鳳直到丈夫去世，才回了安徽老家一趟，后來又來了北京，就再也沒有回去。駱成福承認是自己讓母親沒了戶口，“為了逃避人頭稅。”

他說，1999年后，農村戶口由鎮政府管理變為由鄉鎮派出所統一管理，需要個人上報家庭成員信息，當時他家境貧困，母親又長期住在北京，為了少繳一份人頭稅，便沒將母親侯昌鳳的信息上報。

駱成福不會想到，僅僅為了少繳一份人頭稅，便讓母親陷入十多年的“黑戶”陰影里。

村委會主任為侯昌鳳拍了照片，譚警官又讓她在戶口補辦詢問記錄上按了手印。走完這些程序，侯昌鳳就能找回戶口了。

有了戶口，侯昌鳳只要每年交50元錢，就可以享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即便是生病在北京住院，也可以回安徽老家報銷。此外，她還可以享受農村60歲以上老人每個月60元的補助。

駱成福想接外婆和母親一起回老家養老，可遭到了兩人的拒絕。“我不回去，你媽也要在這里陪我呢。”李秀英說。

明堂村村委主任葉斌也想借機撮合母子團圓，勸侯昌鳳回老家養老。侯昌鳳同樣拒絕了他的好意。

“我要和我媽在一起，”侯昌鳳堅定地說，“媽媽死了，我也跟著死了。”

知足

類似這樣的話，一直存在于這對母女的生活中：“我死了，你怎么辦？”“一塊死，活著沒有意思。”

5月26日，清晨，李秀英和侯昌鳳起得很早。她們倆要從王府井趕去昌平一家中醫院做體檢。醫院負責人看到新聞后，希望免費為母女倆做次體檢。

這是劉秀英和侯昌鳳10年來第一次“出遠門”。前一天晚上，侯昌鳳特意洗了頭，李秀英則脫掉平日拾荒的行頭，換上了一頂干凈的白布帽子。

每做完一項檢查，李秀英都作揖感謝醫生和志愿者，還不時向外張望，放心不下女兒。

檢查結果出來，李秀英的血糖有點高，心臟供血也不好，可肝脾胰臟腎功能都很好。可女兒侯昌鳳的情況卻很糟糕，檢查時她幾度昏厥，查出有嚴重的心臟病。

醫生告訴李秀英，侯昌鳳的心跳過慢，隨時有猝死的可能，一定不能情緒激動，要少運動。對于現在的生活，李秀英很知足。她說自己是過過苦日子的人，“原來把咸菜湯倒進鍋里，當鹽，現在好多了。”

旁邊一家安保公司，每天會給李秀英和侯昌鳳送來飯菜，“干凈的，剩下的。”母女倆吃不完，就把飯菜倒在一個桶里，放在門口，給附近的流浪者吃。

母女倆還養了八只流浪貓，三只大貓，五只小貓。

院子拆了怎么辦？李秀英一點兒也不擔心，反而笑了：“我有戶口，落在這個房子上，房子一拆，我就發了！”

母女倆居住的這間小屋，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旁邊。

指著對面的新東安商場，李秀英笑著說：“就是這個商場，開張的時候我還拿到了遮陽補助費呢，其實院子里陽光一點也不少，這大門口早上也有太陽。”

以李秀英的條件，她可以去養老院，可她不愿意去。“我進去了，女兒怎么辦？她沒（北京）戶口，進不去。”

每天，李秀英還是出去撿瓶子，生活仍然像過去十多年一樣，幾乎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