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者與被殺者同樣生活在社會底層，他們的命運從未有過交集，最終卻在一樁普通的征地拆遷事件中，兩敗俱傷；整個過程中，雙方都越過了正常途徑，脫離了法治軌道，并以生命的代價收場
看到妻子顧盤珍被拆遷人員重重打倒在地，64歲的范木根抽出別在腰間的殺羊刀，回身便刺了出去。
這一幕?生在12月3日上午11點30分左右，蘇州市通安鎮嚴山村范木根的家門外。最終兩人身亡。
其中的一名死者名叫胡玉龍，年僅24歲，是拆遷公司新員工，父母都是下崗職工，中專畢業后，換過多個工作。如果不是這場意外，他明年就要結婚了。
范木根和胡玉龍，年齡相差40歲的兩代人，他們因拆遷而相遇，并在面對面的那一刻起，便成了敵人。殺人后，范木根并沒有逃跑，而是呆呆的站在原地，等待警察將他帶走。最終，警方以涉嫌故意傷害罪將其刑拘。
貧民區里的青年
46歲的王麗是大潤?超市的收銀員，12月3日早上9時，她換上工作服準時出現在了收銀臺上。她工作很努力，因為兒子胡玉龍明年就要結婚了，她希望多賺些錢，把兒子的婚事辦得風光些。盡管她的工資每月只有兩三千塊。
王麗的家位于蘇州市古城區一個老小區里，街道很窄，兩車相錯要花上三分鐘，半空中電線縱橫交錯，商販們沿街擺攤，空氣中都是油炸食品和麻辣燙的味道。
小區是80年代建的，是蘇州航運公司的退休職工樓，樓道逼仄，沒有燈，伸手就可以觸碰頂棚。
王麗家是一室一廳，面積40多平方米，是公公留下來的。公公從航運公司退休后，丈夫接了班。當時王麗本人也在航運公司做臨時工。1989年9月，胡玉龍就出生在這里。
大約在2001年，航運公司倒閉，丈夫拿了些買斷工齡的補償，做了多年臨時工的王麗則沒有任何補償被直接辭退。
一籌莫展的夫妻二人開始再就業。丈夫后來做了小區保安，王麗成了超市收銀員，日子一直過得很緊張。胡玉龍初中畢業后沒有讀高中，而是上中專學習管理專業。
畢業后，胡玉龍的工作一直不穩定，連母親王麗都記不清他做過多少種工作。胡玉龍最近一份工作是推銷酒，但酒廠今年春天關了門，胡玉龍便又失業了。
鄰居們都對胡玉龍印象不錯，說他很懂禮貌，每次見面都會主動打招呼。小區門口雜貨店的老板娘記得，胡玉龍每次來買煙，開口便叫“阿姨”，買完還說“謝謝”。胡玉龍抽的煙很便宜，一般是10塊錢一盒的南京牌。
胡玉龍在兩年前找了個女友，女方家境很好。胡玉龍因此有點著急，很想找份穩定的工作，多掙些錢，不想被外人看不起。
為了胡玉龍的婚事，王麗和丈夫去申請了蘇州市政府的廉價房，政府支付10萬多，自己支付10萬多。東拼西湊，王麗為兒子買了這套婚房，“結婚總得有個窩吧”，她說不能讓兒子和自己擠在這處老房子里。
王麗還東托人西拉關系，幫兒子找了份公交車駕駛員的差事。不過，胡玉龍的一個小學同學拉他去拆遷公司，王麗和丈夫幾次阻攔，但因為想和同學在一起工作，胡玉龍還是想去拆遷公司。3個月前，胡玉龍正式入職，月工資2000多元，公司領導還借給他一輛舊汽車，讓他開著上下班。
父母深知拆遷會得罪人，叮囑他拆遷時千萬不要跟人起沖突。
最后的釘子戶
據新華社報道，2013年10月，胡玉龍所在的蘇州中誠拆遷公司，與蘇州西郊的通安鎮安置補償辦公室簽訂了委托協議，由他們開展拆遷工作。
上班地點離家遠了，胡玉龍因此不常回家。據鎮上居民介紹，中誠拆遷公司此次任務很“艱巨”——動員堅守了多年的釘子戶，簽訂拆遷協議。范木根便是其中之一。
范木根家位于通安鎮嚴山村7組。這是一棟普通的二層小樓，灰白色調，木門寬大笨重，門前有一塊菜地，種滿了白菜；房后羊圈里有二十幾只羊，餓得咩咩叫。
范家世代居住于此，現在的房子是范木根1996年翻蓋的，花了兩三萬元，幾乎是當時家里的全部積蓄。
房東有條馬路，名叫瀟湘路，路對面是座無名小廟，里面只有一座觀音像。每逢農歷初一、十五，便有人到廟里燒香求福，范木根的妻子顧盤珍也從不落下。
2003年3月8日，蘇州市虎丘區政府在村中?布了一張公告，宣布將對包括嚴山村在內的十多個行政村開始動迂，為蘇州高新技術開?區的建設鋪平基礎，“逾期不執行者，將予以強制拆除。”
范木根有兩個兒子，都已成家，大兒子范永海在通安鎮上開了一家快餐店，二兒子入贅去了別人家。由于是入贅，動遷辦不給其安置房，但范木根認為，小兒子戶口還在范家，有權利得到安置房，這也是他一直拒絕簽字的理由。
10年過去，范木根成為了嚴山村最后的釘子戶。范家有3市多地，都被征走了，范木根就在門前種點蔬菜，顧盤珍隔三差五摘些拿到鎮上賣。范木根在屋后建了羊圈，養了近100只羊。高新區開?步伐緩慢，被征走的土地都荒了，反而成了范木根放羊的好場所。除此之外，他還時常到鎮上打一些零工，補貼家用。
鄰居的房子陸續拆掉，范木根和顧盤珍生活日益冷清。每到燒香的日子，才有老鄉到范木根家坐一坐，喝上杯水，敘敘舊。
整個通安鎮，自2003年實施拆遷以來，共涉及3736戶，截至今年12月3日，已經拆除3698戶，占總戶數98.98%。
恐懼與防備
胡玉龍所在公司的5名拆遷人員，第一次到范木根家是在2013年10月末。
他們先是請范木根去動迂辦談判。動遷辦當天與范木根談的價格是75萬元，范木根當場沒有同意，不過回到家后，經家人勸說，他基本同意了這個條件，并準備第二天去簽字。
然而就在當天晚上，熟睡中的范木根夫婦被破碎的玻璃盧驚醒，他們看到有人影從窗前跑過——玻璃是被人砸碎的。
但是，范木根第二天依然去簽協議了。不過，大兒子范永海說，父親?現拆遷協議的補償款又變成了71萬元，很生氣，沒簽字就離開了。
鑒于前一夜?生的事情，范木根認為住在家里已經不安全，便讓妻子去大兒子家里住，自己則去了北京。臨行前，他把家里的大部分羊賣了，只剩二十多只，顧盤珍白天回去照看。
11月初的一天，顧盤珍回家喂羊，被拆遷人員堵在了家中。顧盤珍回憶，那些人沒收了她的手機，吃了家里的山芋和雞蛋，不讓她出門，把家里的殺羊刀、菜刀、釘耙等農具都扔到了門前井里。顧盤珍知道這些人是來逼他們簽字的，但她表示，丈夫不在家，她做不了主。直到當天下午6點，拆遷人員才讓她回到了大兒子家。
不久，范家的羊莫名其妙少了兩只，玻璃再次被砸，電線也被破壞。
這不是范木根一家的經歷，附近村里的釘子戶也都反映了類似事件。珠莊村的釘子戶、63歲的顧紀福說，他是在被“軟禁”多日后，去動遷辦簽了字，時間就在11月中旬；平王村的曹天水一家也曾被拆遷人員困住，不許走動，在家中搞破壞，“還把我家的雞烤著吃了”。曹天水最后終于同意簽字。
他做了一個大膽決定——提交了一份《依法持槍申請書》。他在申請書中寫道：“我所居住的地方已成為故意破壞百姓房屋，尋釁滋事，強迫交易犯罪的重災區……我渴望依法擁有槍支，保障自己的人身權和財產權。……我保證不傷害無辜”。
顧盤珍說，范木根把申請書分別寄往三處，她不知道具體寄往哪里，但她確信幾天后范木根收到了回執：依法持槍申請未被允許。
老木根
出了拆遷這件事，范木根加入了蘇州拆遷訪民隊伍，還得了個“老木根”的名號。一是因為他年齡大，二是因為他話不多，甚至有些木訥。
10年來，范木根去了十幾次北京，每次一般十多天，但從沒有回音。
范木根小學文化，出身貧寒，年輕時和哥哥都當了兵。哥哥去新疆，他去了內蒙古。4年后，范木根復員回到家鄉，正好趕上“文革”。當時外面有一些關于哥哥的傳言，稱其生活不檢點，哥哥不堪受辱，吊頸而亡。范木根成了家里頂梁柱。
利用在部隊學的知識，范木根當了村干部，后來又調到鎮里礦上，成為工人。1981年二兒子出生后，屬于超生，他因此丟了工作，重新回村務農。
范木根保留著成長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倔強。他每天必看新聞聯播，了解國家?生的大事；家中墻上一直掛著一張毛主席年輕時的照片，上面寫著：“最高指示，要進一步節約鬧革命。”兒子說這張像有幾十年了，他幾次要扔掉，父親都不肯；村民們也說，范木根遇事愛講句公道話，尤其在拆遷的事情上，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拆遷辦的人。
“他是當過兵的，不主動欺負別人，但也不讓人欺負。”一位村民這么形容范木根的性格。
不過顧盤珍說，老夫妻倆其實一直很害怕，寫遺書或申請持槍許可，不過是范木根給自己壯膽，因為他們在外躲避期間，有人來砸玻璃，其中一塊玻璃正好落在丈夫的枕頭上，如果在家，可能命都沒了。
以死亡的代價
12月3日上午10時許，范木根正在洗澡，曾來過他家的5名拆遷人員又來了。顧盤珍趕緊用桌子和木棍頂住門，拆遷人員不停在門外踹門，并喊：“終于把你們堵住了！”
此時，范木根洗完澡，朝門外喊話：“你們做不了主，不要逼我，你要這樣逼得我沒有辦法，我可拿刀了。”
范木根隨后報了警，并打電話通知兒子范永海，希望兒子能把他接走。
11時左右，范永海連同幾名親屬趕到，5名拆遷人員走過來與他攀談，范永海說談不攏沒必要談。此時，四名輔警也趕到現場。
范木根見兒子帶了人，就把殺羊刀別在腰間，想開門離開。門一開，就有四名拆遷人員沖上來架住了他，并想把他拽走。輔警上前勸說，但拆遷人員并未放手，雙方一直拉拉扯扯但沒有肢體沖突。
這時，一輛面包車突然疾馳而來，從車上下來3人，手持伸縮棍，下車后便開始毆打。范永海左眼角受傷，范木根頭部中棍。為了保護丈夫，顧盤珍看到伸縮棍朝丈夫襲來，下意識地伸出胳膊去擋，被直接打倒在地，后經診斷其右手肱骨骨折。
看著妻子和兒子被打倒，范木根抽出了藏在腰間的尖刀，回身便刺了出去。
據虎丘警方通報：40歲的柳明帶領胡玉龍等人持伸縮棍到現場，雙方?生扭打。其間，柳明等使用伸縮棍對范木根及其妻子、兒子等實施毆打。同時，范木根掏出尖刀刺中胡玉龍胸口，又追上柳明連刺兩刀。胡玉龍被送至醫院時已經死亡，柳明經搶救無效死亡。
大約中午12點，正值休息時間，王麗剛剛回到更衣室，便接到了丈夫的電話。“兒子出事了。”丈夫說。王麗最初還以為是出了車禍。
胡玉龍的遺體被運至殯儀館三天后，王麗和丈夫才得以見到。她的世界崩潰了，整天以淚洗面，哭腫了眼，哭啞了嗓子。她給兒子在家中和殯儀館各設了靈堂，很多朋友來吊唁，也有不少花圈。
王麗始終不相信兒子會出手打人。她說，玉龍是最后去的，是“替死鬼”。胡玉龍不久前還向她承諾，干到年底就不干了，換一份安穩的工作。
案后，虎丘區拆遷管理辦公室主任沈錦龍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雙方簽訂協議明確約定，拆遷公司工作人員應遵紀守法、文明和諧地開展工作，如工作人員在工作時存在違法違紀、侵害他人人身及財產的行為，應由拆遷公司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12月9日，王麗掙扎著去了派出所，為她剛滿24歲的獨生子辦理戶籍注銷手續。身份證上的胡玉龍，四方臉，面容清秀，帶有孩子般的稚氣。
范木根的房屋依然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上。它成了一個景點，每天都有四鄰八方的人來圍觀。警方從井里撈出了菜刀，其他物件還在打撈。
屋內墻上的日歷停留在了12月3日，在日期的綠色大字下方，用小字寫著：十一月小，初一日；宜：宴飲、協議、買田、買地，忌：求醫、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