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喜劇表達并不代表不思考，喜劇和幽默其實是最聰明的思考，既沒有那么咄咄逼人，又讓人體會到我是用善意的方式來使你改變，這其實是一個大智慧。

“從昨天起《港囧》在網上盜版出現有規模有組織的投放，到現在已經猖獗得不行了……很多貼吧給的鏈接還有網盤都能直接看……便捷到手機端可以隨便點開看全片。義正辭嚴的話不想多說了，這是行業的災難，請朋友圈高手賜教處理方式，私信我，謝謝！”

9月27日上午，徐崢在朋友圈發了這條消息。這天是中秋節，也是他的新片《港囧》正式公映的第三天。當日，影片票房2.25億，三天累計票房6.8億，這也是內地第一部連續三日票房過2億的電影。公映一天之后盜版就在網絡泛濫，這個速度令人始料未及，把原本就壓力巨大的徐崢推到了和自己在電影里一樣無奈的尷尬囧境里。

用自己的方式爭取從6走到9

徐崢第一次在大銀幕上出演男一號是在2007年公映的《愛情呼叫轉移》里。也正是這部戲，讓徐崢和自己的編劇束煥相識。

“這部影片也是為了趕賀歲檔，當時馮小剛的電影已經把這個檔期帶得非常火熱。”束煥說。片中男一號最開始考慮的是葛優或是張國立，因為檔期等原因，讓演技獲得認可的徐崢成為徐朗的扮演者。后來在《泰囧》中，他的角色也叫徐朗。

徐崢參演過很多影視劇，都存在同樣的問題：為了搶檔期或者交片時間，劇本、籌備都不具備開機條件就匆忙開拍。“你明知道它可以更好，但在那個格局里，你只能走到這里。明明可以到9，但你的話語權只能到6。”徐崢說自己能做的就是盡力補救，即便如此，能夠彌補的也非常有限。

職業演員很難拒絕一個從頭到尾貫穿的男一號。演員的被動就在于此，如果一直遇不到理想的故事或者角色，依舊還是必須接戲為生。“也有人選擇拒絕，最后的結果就是越來越高冷。結局也是離自己要去的方向越來越遠，那個是我所害怕的。”徐崢說。

這次合作過后，曾志偉找到束煥，給了他一個講述老板和農民工在春運路上的經歷的故事大綱。幾年后，在《愛情呼叫轉移》中出演天使的劉儀偉成立了公司，找尋電影項目的過程中又和束煥聊起了合作計劃。于是這個放了很久的故事大綱被重新翻出來。投資方當時希望的演員班底是孫紅雷加王寶強，劉儀偉和束煥向他們推薦了徐崢。等徐崢簽完合同之后，他才發現劉儀偉和束煥因為與資方的分歧已經撤資走人，這部戲就是《人在囧途》。

徐崢和王寶強的組合帶來的市場效應超出大家的想象，3300萬的票房成績在當年是十足的黑馬。這次拍攝結束之后，徐崢第一次冒出了做導演的念頭。他想自己來控制一把，穩扎穩打，悉心籌備，把做演員時經歷過無數次的種種遺憾和不甘，盡自己所能彌補一次試試。

雖然已經是知名的優秀演員，但當他想嘗試第一次做導演時，依然經歷了所有新導演遭遇的種種難堪和艱辛。直到最后，他在光線總裁王長田的辦公室里，用40分鐘講完了故事，光線成了出品方。

項目啟動時，束煥發現此時的徐崢令人吃驚，“他腦子非常清楚，到了什么流程，項目如何把控，現在該干什么，他非常清晰而且有效率。”

創作中有自己的思考

今年5月，內地股市尚在瘋狂牛市階段，徐崢和寧浩各自獲得21控股19%的股份，市值1.75億港元，雙雙成為繼董平之后的第二大股東。新股發行所得融資，將投入6部電影和3到4部電視劇的制作，其中3部電影由徐崢寧浩制作。這幾乎意味著徐崢和寧浩已經解決了導演最頭痛的創作融資難題。

“我們想讓大家知道，文化產業作為無形資產的創作者和有形資產的結合，無形資產所占的比例非常非常重要。”徐崢說，“創作者和資本，以前無非都是傳統的雇傭關系。但在今天這樣的市場環境下，我們想看看創作者能否成為一個公司的主導。我們想看看這種結合，能不能有更多創作文化品牌的可能性。就像當年房地產強勢發展一樣，沒有錢你蓋不了房子。做文化也是一樣，沒有資本也寸步難行。大量的資本涌入文化領域，總歸是一件好事。我們要做的就是綠色環保無污染就好。”

徐崢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待人接物很隨和。“但也是一個很有棱角的人。”束煥說有次在討論劇本的時候，徐崢很興奮地談著自己的思路，他無感，就在一旁玩iPad上的游戲。到家之后，徐崢在微信上很嚴肅地指出他今天討論時不認真，如果是這樣的話，要考慮是否繼續了。

“徐崢是一個挺有元氣的導演，這種元氣很重要，就是一起做一個片子的時候，他很專注，而且很有使命感。你不會覺得他把這個東西當一個行活兒來干。他一直有危機感，總有一塊大石頭壓在他的心頭。跟徐崢一起做事，只要是他來主控，有可能會變成一個不那么成功的嘗試，但它永遠不會是一個爛東西。”束煥說。

“創作本身是一門藝術，特別是當你背后有資本，面前有觀眾，你站在當中又有自己的思考的時候，這絕對是一門高難度的藝術。做好的商業電影太難了，就是在走鋼絲。它和完全個人化的作者電影不一樣。”徐崢說，“個人化的電影只需要尊重他自己的判斷就好了，當然也是一種道，他得打坐參禪，清楚自己的修為是什么樣。像我們站在這當中，就得考慮方方面面。每一部電影都是一種價值觀的載體，在價值觀OK的前提下，剩下就是如何平衡的問題。像《港囧》，維持原來的陣容，繼續超級爆米花式的再來一次，我知道那樣市場的接受度肯定更安全，也更容易，但我覺得來一些新的嘗試，未嘗不可啊。我們不來一些新的嘗試，來一些新的元素，誰來用呢？”

喜劇的大智慧

“徐崢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導演。”導演何念說，“除了對我們的生活有自己獨到的思考，我覺得他更聰明的是他拿自己擅長的東西表達給觀眾，這就是他擅長的喜劇方式。用喜劇表達并不代表不思考，喜劇和幽默其實是最聰明的思考，既沒有那么咄咄逼人，又讓人體會到我是用善意的方式來使你改變，這其實是一個大智慧。”

徐崢和喜劇結緣是在小學階段，當時少年宮的一位老師走進課堂，挑選幾個孩子參加課外演出，其中一個就是他。多年后他形容老師用手指點到他的那一刻，“仿佛被命運選中了。”那個20分鐘的獨幕劇叫《考學》，講一個地主帶著小地主跟他們家長工的孩子比智商，結果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長工的孩子贏了。徐崢飾演的角色是小地主，他帶著這個角色演遍了上海的少年宮;給部隊演出時，小馬扎上的解放軍笑得前仰后合，扮演地主老財的胖子使勁捏著自己的臉，結果看到他還是不停笑場，演到中途演不下去了。

小學時他在少年宮戲劇組，初中時他進入青年宮話劇團，那里走出過知名演員馬曉晴、王志文。高中時進入上海人藝兼職演出，畢業后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大學畢業后他成了一名舞臺話劇職業演員。

徐崢喜歡在舞臺上表演的感覺，它最大的好處是可以直接看到觀眾的反饋。這和他做電影的理念一樣，他反對電影不經觀影輔導和宣傳引導就裸映，也認為創作者要在上映之后傾聽來自各方面的聲音，這才算做完了一部電影。在劇場看到觀眾的反應也是，喜劇尤其如此，相比正劇，它能迅速得到觀眾的情感反饋，所以觀眾的笑聲對他來說尤為重要。

從馮氏賀歲喜劇，到趙本山春晚小品，以及趙家班鄉村愛情喜劇系列和劉老根大舞臺的二人轉現場，乃至郭德綱相聲、周立波海派清口，喜劇的生產者在今天獲得了市場和大眾最熱烈的擁抱。

“其實不只是在這個時代如此，你想想我們自古以來，一直延續到今天還沒死的藝術形式，有一種叫相聲，是從唐朝開始的，那時就有參軍戲。京劇的生命周期也就二百年，為什么相聲可以穿越千年不死，說明我們有一些東西沒變。就是我們的需要，喜劇的需要沒變。就是那種壓迫感一直存在，中國人在生活中一直有特別大的壓力，一直需要宣泄，這個東西一直沒變，就一直有笑的需求。”寧浩說。寧浩的喜劇和徐崢不一樣，如果說徐崢希望在心靈成長的富礦里找各種故事作為載體，那么寧浩的創作興趣更多地依賴故事里的荒誕感。徐崢會警惕，不讓密集的笑聲沖淡他想認真說的一些話，相比起來寧浩的態度要輕松得多。

“現在這個階段，達成一點共識不容易。目前大家在各個領域忙著吵架的這個階段，你給大家開開玩笑，講幾個段子，我覺得還挺開心的，緩和一下多方的氣氛，我覺得也挺好。喜劇的發展和市場需求也是滿足了大家的需要，在現在這個階段，可能是最有功德的一件事。它在這個過程中，不管是給人一些溫情，還是釋放一下壓力，我都覺得很不錯，所以我自己一直不覺得一定要去提一些高屋建瓴的事情才偉大。”寧浩說。

也正因如此，《心花路放》在斬獲10億票房之后，有一些聲音對寧浩放下身段的轉身提出了批評。

“我拍電影挺隨便的，按我自己的說法，就是這個我挺感興趣的，我就拍。拍《心花路放》也是沒有準備，沒想過能過10億，拍得好玩就行了。票房這個事現在變得挺擰巴，變成評價坐標了。這事特別像說中國哪家醫院的營業能力最強，這就證明你醫術好啊？我覺得不是吧。如果說一個醫院的營業能力最強，可能是說你夠黑啊，想辦法把藥賣得貴或者不把病人看好了，我不停地賣藥給你我才掙錢。《心花路放》也不代表我要發展的目標，它本來就是我拍個小品玩的。”

“創造10億導演的是市場，是這個大環境。”徐崢也思考過自己在票房上的成功，“慢慢當我們的產業逐漸完善以后，比如電影院的建設達到飽和之后，什么類型的電影觀眾達到多少人，票房達到多少，慢慢會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局面。到那個時候，你再成為票房冠軍，那才是真本事。墾荒時我占了這么大一塊地方，并不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