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那時天天打我，除了不打頭，其他都是她的打擊目標，打了之后我就像斑馬一樣到學校去，真的很丟人！兩個女同學看到我老起勁兒了，說：“呀！周立波，你媽媽又買新拖鞋啦！？”我問：“你們怎么知道？”她們說：“你今天這個花紋跟昨天那個花紋是不一樣的啊！”我那種皮是很另類的。記得在我們那個年齡都會請木匠到家里面打家具，我家就來了一個。木匠帶了個小孩，那個小孩經常要跟我玩，我不跟他玩他就哭。有一天，我把木匠鋸下來的木屑、鋸末之類的都放在碗里，用熱水一沖，挺厚的一碗，像藕粉似的，然后我就騙他說：“哥哥給你吃藕粉哦！來，要一下子吃完的哦！給你吹吹啊——來，預備，啊嗚——”他就真吃了，一口進去，“哇”就哭了，因為那種樟木鋸末很辣很辣。

他一哭，我媽又是一頓打。第二天我就把胡椒粉撒在手背上，跟小孩說：“你想不想要很陰涼的感覺呀？”我給他示范，把胡椒粉放在鼻子跟前：“你一定要用力吸，要使勁兒，知道了嗎？好，來試一下！預備，來！”好，又哭了。所以我的確是該打，很惡劣。

隔壁的一個好好阿婆好打小報告，我就想要怎么才能報復她一下呢？那會兒雞是很稀奇的，買回來都要養著，不舍得吃。有一天，我看到好好阿婆那只浦東三黃雞，用很高傲的眼神看我。我氣不打一處來，就把彈弓的橡皮筋卸下來喂它。我喂了它29條橡皮筋，每丟一根，雞都非常好奇地上來，“啪”一下子吞掉了，“啪啪啪啪”，29根下肚了，打結了，不一會兒我就發現雞看我的眼神不對了，很迷茫。然后它就慢慢傾斜，腳慢慢地撐開，往后仰，整個身子就軟掉了，我一看，嚇死了，一只鮮活的雞當場就變成一具尸體了。

起初好好阿婆覺得可能是雞瘟掉了，快點把它殺了吧，眼見著阿婆拔完毛，把內臟取出來，等她把雞的胃撥開看到29根橡皮筋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轉過頭來用惡狠狠的眼光看著我。哇！我真是被媽媽暴打了一頓，打到那個好好阿婆都不好意思了。

記得我那會兒坐在馬桶上，旁邊有雜物的，我看到了爸爸的套鞋，哎，這個鞋跟怎么這么厚？我用我爸的胡子刀把它割開，一看沒什么，又放回原位了，放好以后自己就有點害怕了，遲早要被知道的嘛。還好，兩個星期沒下雨，等到下雨的時候我都忘了這件事了，只看我爸爸回來之后每走一步都是“卟唧卟唧”的聲音，兩只鞋全進水了，于是我爸上報我媽，我媽繼續打我。上海男的一般很少打自己的孩子，都是媽媽打，如果男人打自己的孩子會被別人認為娘娘腔的。

當時麥乳精實在非常稀罕，只有尊貴的客人來了才會拿出來泡。哦喲，我同學五六個人過來，一人一調羹，有的還再加一調羹——當然通常是加給女同學了，結果一下就沒了半罐。那可怎么辦？我把剩下的麥乳精全倒出來，把報紙放進去墊著，再把麥乳精倒回去，這樣看起來又是一罐了哈。現在飯店那種牛肉下面墊著好多蘿卜絲的菜全都是跟我學的。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爸爸給我買了一個海綿鉛筆盒，那時候可是非常稀奇的。我旁邊的一個女同學特別喜歡玩吸鐵石和海綿，所以第一天用我就把這個嶄新的海綿鉛筆盒一刀拉開，把吸鐵石分別送給了旁邊的男同學和女同學。做完這事以后知道自己闖禍了，不能回去了，居然想到了逃。

下午沒上課，先跑回家拿了五條年糕，三條插在腰間，其余兩條給了同學，因為我是老大嘛。我說我們沿著北斗星走，去北京。我根本不懂哪里是北斗星，就是沿著鐵路走。結果從市區走到郊區就走不動了。我發現不認識路了，就又回來了。到家以后不敢上去，躲在家門口。哇，沒想到整棟房子的人都出來找我，我爸爸媽媽真的被嚇到了。隔壁鄰居一看我躲在旁邊，把我一把抱上去了。我家當時住三樓，媽媽看到我就抱頭痛哭，爸爸也急死了，問寒問暖，給東西吃，給我洗澡，所有人都來看我，這時候我想差不多該打了吧？可是沒打。我竟然睡得好好的，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做很有道理。沒過兩星期，一闖禍，又逃了。

這次回來真的刻骨銘心了，我爸第一次打我，他是體育運動員，“啪”地一巴掌下去，就把我搞到位了，到現在為止都沒再逃過。

當時家里靠墻邊有個桌子，我媽媽每次回來以后我都會把它放在屋子當中，這樣一旦挨打我好有迂回場地，媽媽追我的時候我就沿著桌子轉。

有一次我技術失誤，媽媽追得我太狠了，我“噌”一下鉆到床底下去了，以為鉆進去媽媽就抓不到了。想不到我媽媽把床板翻起來，然后把一邊的出口堵住，我無處可逃，狠狠地被打了一頓！后來我就再也不鉆床了！我從小就極有表演欲望，記得三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可能是好多天沒被打了，骨頭有點兒輕。正值放暑假，家里面就我一個人，大熱天的我把泡泡紗窗簾拉起來，把一整瓶墨水全部涂在臉上、身上，再用刀把家里的西紅柿醬打開，涂在各處，好像七竅流血，還把多下來的西紅柿醬抹在菜刀上，然后在家正中斜躺著，做成那種他殺現場，把我媽媽嚇得尖叫！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可能是想引起大人的關注吧。

當時考上海滑稽劇團很不容易，報名的有兩千八百多人，最后只收了16個人，姐姐第一輪海選的時候就被淘汰了。那時候我也就15歲，沒經過正式的表演訓練，基本上只考原始反應，所以嚴順開就考我一悲一喜。考到喜的時候，他說家里面買了個彩色電視機，你開心嗎？我說很開心。他問彩色電視機怎么樣？我說非常清楚！他說怎么清楚？我說，哎呀！那真是黑白分明啊！畢竟小時候知道的形容詞有限，所以要描述什么叫清楚只會用個“黑白分明”。結果嚴老師馬上反問：“慢！彩色電視機怎么黑白分明？”我說：“今天放黑白電影！”他一叫停：“就是你了！回家等通知吧！”我們共考六輪，這是第三輪，我就被錄取了。

上海襄陽南路上的“大可堂”是當年上海滑稽劇團的原址，1981年至1990年之間，我在這里待了差不多十年，家人那時最頭痛的回憶就是經常全家去學校挨批。最后爸爸被批煩了，就跟老師說：“要不算了，你們把他開除吧，我們也沒辦法，教育不好。”我們在劇團住的是那種老洋房，二十米長的甬道沒有燈，平時很怕人的，經常還放點布景什么的。我同學打熱水必須要通過這條甬道，但是因為很害怕，就會唱歌給自己壯膽，我經常躲在黑暗里，等他過去了，跟在后面鬼吼，把男同學都嚇哭了。當時差不多每兩個星期我就會寫一次檢查，后來寫檢查跟開支票一樣，都有套路了，基本抬頭換一換就是了。我們是三年畢業，再實習一年，等我從學館畢業的時候，館長給我的畢業禮物就是我所有的檢查，他說：“周立波，你今天畢業了，成為上海滑稽劇團的青年演員了！來，這些檢查還給你！”我接過來一看，簡直像《家》《春》《秋》一樣，很厚的一摞。